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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赋”的原始义项包括创作、收集、使用“辞”与“诗”。《尔雅》“赋，量也”，与“赋车”、“赋牺牲”等用法一样，辞令、歌诗也需要创作、收集，属于“赋敛”义，而陈辞、颂诗属于“赋布”、“赋予”义，一并可用“赋”概括之。刘大杰认为，“《诗经》中较早的作品，是宗教性的颂诗。这类颂诗以《周颂》为代表……在艺术的功能上，正履行着宗教的使命”，(47)郑樵《通志》云“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又谓“宗庙之音曰颂”，(48)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49)《颂》诗作为《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包括《大雅》中西周初年的祭诗)，可见是属于“造篇”之列的，而宾礼源自祭礼，且两者乐制相近，因此后世外交场合的“赋诗”源于祭祀用诗。 由此思路，我们对前人“不歌而诵谓之赋”语或可作进一步的理解。《汉书·艺文志》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50)前后两句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歌而诵”之“诵”是诵读、言说之义，“登高能赋”出自《毛传·?{风·定之方中》：“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51)其早初的语境诚如章太炎《辨诗》所言：“《毛诗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52)祭祀、聘问行礼于宗庙之中是谓“登高”，如《礼记·明堂位》?：“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升歌《清庙》”，《祭统》：“声莫重于升歌”、“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仲尼燕居》：“两君相见……升歌《清庙》”，(53)“升”、“登”二字古音相通，这是祭祀、聘问用乐的制度，行礼过程中的陈辞与答辞也会一同进行，巫、祝、傧参与其中，因此在宗庙之中行礼而使用言辞的行为就是“赋”，后又转化为具有名词性质的“赋”。这里的“赋”尚是作为文体之“赋”的早期义项，但对后来作为文体的“赋”具有诵读、言说功能奠定了基础，如《汉书》载“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54)即为明证。 缘此，赋的立名与形成并非如刘勰所言经历了“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进阶程序，(55)而宜为“六义”之“赋”与“体物”之“赋”并列产生于上古的宗庙行礼。换言之，是田赋体现于宾、祭之礼的赋物与赋辞，被借用于“赋诗言志”，再转而命名以铺陈辞藻为特色的文体之赋，赋体文学结构的衍生亦当于中追寻。 二、宾祭执礼：赋体结构的衍生机制 赋体文学以逞辞为特征，当追溯于古代宗庙之礼献辞、用辞的传统，转向于“行人辞令”与“贤人失志之赋”(楚辞)，影响到汉赋发展的体势，其中“尚辞”及构篇，与宾祭执礼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如前所述，周人祭祀在献赋即献物、献诗之外，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活动即“祝辞”，需要将自己所献方物与虔诚之心陈述出来。《周书·金縢》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乃册祝曰”：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56) 周公通过祭祀周世三代先王而为武王祈福，其祝辞明言：“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璧与珪是其享神之物，而自称具备的“多材多艺”，同是媚神的资本。周人祭祖一般会设“尸”，呈上“祝辞”之后“尸”代答辞即“嘏辞”，郑玄注《礼记·礼运》“修其祝嘏”谓“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57)可见“辞”的重要。 不惟祭礼尚辞，宾礼之中，也有重辞传统，且多对问形式。古人待宾之礼，聘而飨，次食之，再次燕之。“三者具，则谓之礼备。若有飨而无食或燕，则谓之礼不终”，(58)飨、燕均多文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赵衰因有“文”而陪侍公子重耳赴秦穆公之“享”，所谓“文”，注曰“有文辞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注曰：“因享宴之会，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享多文辞，方得孔子赞许。《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为客，礼终乃宴”，(59)《国语·晋语》：“秦伯享公子(重耳)如享国君之礼……卒事，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明日，宴”，(60)“宴”即燕礼，“燕”本作“言”，主言语对答。刘雨《金文中的飨与燕》一文指出： 在西周早期金文中，不见用“宴”或“匽”来记燕礼，但有若干件器铭用“言”字来记燕礼。……盖古时燕礼乃因外交活动，欲有所“言”而设，故以“言”字记之。……后世以音近而假宴、匽来记言(燕)礼。(61) 祭祀中的“祝嘏”与宾礼享多“文辞”，其“言礼”彰显出宾祭之礼重辞的传统，已开后世辞赋问对之途。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认为“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62)“楚辞”源于巫祝，前贤备论，汉人“赋”、“辞”并称，且多描写天子礼仪，亦由此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外交辞令同样源于“祝辞”，这与汉赋的形成联系更为紧密，主要原因则是外交辞令由“大祝”造作，而且两君相见，必以“先君”为辞，彰显宗庙事与礼仪性，原因就在对祭祀与聘问诚敬之心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