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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赋体现出“物尽其类”的宏大气象。冯友兰以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97)正与汉赋特征相契，刘熙载《艺概·赋概》强调指出： 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98) 刘氏此论可谓卓见。其实早在曹丕《答卞兰教》中即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99)考诸《七发》之于音乐、美食、车马、览观、游猎、海涛之事穷形尽相，及至《子虚》、《上林》中关于土地、物产描述之包容万有，已足证京都大赋犹如类书的总结性表述。(100)京都大赋之外，专题赋也是如此。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铺排“岿然独存”的灵光殿时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对一宫殿极尽铺写之能事，至如《洞箫赋》、《长笛赋》等音乐赋对乐器原材料生长的环境、制作过程、演奏效果的描述更是达到极致。东汉马融《长笛赋序》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101)仅音乐一门而言，已洋洋大观，足见汉人对事物之“类”有独特的爱好，这也是汉大赋形成的重要条件。 由享需“显物”到“物以赋显”，无论是小赋表现出“物尽其容”的细腻笔法，还是大赋展现出“物尽其类”的宏大气象，均与宾祭之礼的备物、陈辞与明义(象德)相吻合。对照赋体文本，以汉大赋为例，关键正在宾祭礼的物、辞、义三端。 一曰“托物”。汉赋大篇，以博物知类见长，赋家托物而明理，构成其体类特性，这恰与宾祭礼之“赋物”与“赋辞”以享神、享宾相关。如果我们对照周礼祭祀中的贡献(五献或九献等)、聘问中的贡物，并与之相关的“朝贡体系”，再看汉赋中如班固《西都赋》所言“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东都赋》“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张衡《东京赋》所言“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102)就能理解其托物及义描写方式的渊源。 二曰“陈辞”。汉代赋家本领，重在词藻华丽，无论“丽则”或“丽淫”，“丽”之评价在文学批评中的彰显，实缘汉赋尚辞，所谓“赋者，敷陈之称”，这也引起后人“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的批评。(103)对照古礼，无论告庙还是出行，除献物之外即用辞，其间繁杂多重的告诉制度，以反复陈辞为表现形态，这是礼仪所需，也是享神所用，赋家不避陈辞，与此契翕。 三曰“兼义”。汉代宫廷大赋的功用，诚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04)“讽”(刺)、“颂”(美)兼义，是赋家创作心志，而且往往一体化呈现。这一方面可从赋家的创作中清晰看出，例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之赋”的颂中寓讽，扬雄《甘泉》等“四赋”的讽中兼颂，一方面又可从当时的赋学批评中观其矛盾，所谓“(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105)“赋可以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106)其实，这种创作现象及批评中内涵的矛盾与疑虑，与古礼媚神观德相关。享神是为了得其佑护，亦即“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107)否则就会出现如《尚书·金縢》周公祷祝时威胁“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其媚神、讽神，正合赋家之媚上(君)、讽上，“寓讽于劝”是赋家“昭德”主旨，这又牵涉到宾祭之礼媚神观德与赋家讽劝传统的内在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