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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学案判评的博约适度，所遵循的是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的原则，需要简约者则约之，需要广博者则博之，不以博约与否为判断的标准。在具体判评过程中，有的是化博为约，有的则化约为博。 《九歌·国殇》结尾两句如下：“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王逸注：“言国殇既死之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23](P83)王逸的注比较简约，他没有对魂魄作具体解释，也未将二者拆解开来分释。洪兴祖的补注则是长篇大论。先是引《左传·昭公七年》所载郑子产语，把魂和魄区分开来加以说明。又引孔颖达疏及《淮南子》的论述，都是魂和魄二元分立。从注文来看，王逸注简约而洪兴祖的补注广博，对二者如何加以判评呢?这就涉及先秦时期对魂魄所作的界定、所赋予的含义。在中原文化系统中，魂、魄往往二元分立，各有所指。而在楚文化系统中，魂魄或称营魄、灵魂，指的是人的精神，无须拆解开来。《老子》第十章：“载营魂招抱一，能无离乎!”河上公注：“营魂，魂魄也。”[24](P34)《远游》：“载营魂而登遐兮，掩浮云而上征。”王逸注：“抱我灵魂而上升也。”[25](P168)《九章·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我同。”这几句诗或是单言魂，或是灵和魂连言，指的都是人的精神。上述记载有力证明，先秦楚文化系统中，魂和魄不是二元分立，而是浑沦不分。王逸是楚人，对于魂魄的注解虽然简约，却得其本义。洪兴祖补注对于魂和魄二元分立，所作的解释尽管广博，但与文本疏离。后代楚辞学者或从王注，或从洪解，是非得失，不言自明。 楚辞学案判评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尽管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但是还有些论据未能发掘出来，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化约为博，进一步加以充实。 《离骚》叙述作者生辰时写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古今学者以这两句诗为依据，推断出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三寅相重，故生辰吉祥。但是，这种结论只提到寅，而没有涉及庚。也有学者注意到，“据金文‘庚寅’古代多视为吉日。”[26](P4)但是，庚寅为什么是吉日，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说文解字·庚部》：“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段玉裁注： 《律书》曰：“庚者，言阴气更万物。”《律历志》：“敛更于庚。”《月令》注曰“庚之言更也，万物皆肃然更改，秀实新成。”[27](P741) 段玉裁注所引《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以及《礼记·月令》郑玄注，均以变更、更替解释庚，许慎也是如此。再看寅字，《释名·释天》：“寅，演也，演生物也。”毕沅：“《白虎通》：‘少阳见于寅。寅者，演也。’义与此同。”[28](P11)寅字有演化、演变之义，与庚字含义相近。至此，庚寅为何在古人观念中视为吉祥之日，它的原因基本明了，因为二者均有演变、更新之义。当然，对于庚和寅为何具有变更、演变之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追寻，能够从古文字研究成果中得到答案。庚，“像古代乐器钲和铙的形状，本当为乐器之名。”[29](P263)“从甲骨文字的发展来看，矢、寅、黄三字同源。皆由矢(  )演化而来。”[30](P75)钲和铙用于敲击奏乐，并且不断变更声音的高低和节奏。箭矢要用弓把它射出去，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在高度、速度、方向等方面都有变化。庚、寅二字具有变更之义，与它们的最初构型直接相关。对于屈原生辰学案的判评，需要采用化约为博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被反复追问，为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同时也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