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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变更方法到拓展视野 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互补互动，相生相长，可以通过拓展学术视野而变更研究方法，也可以通过变更研究方法而使学术视野得以拓展。楚辞学案的判评，有时就是采用变更研究方法的途径，收到拓展学术视野的效果。 传统的楚辞研究重视定性，而忽视定量。实际上，运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对楚辞学案进行判评，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把研究工作拓展到新的领域。 《九歌》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楚辞作品，关于它的由来，王逸作了如下说明：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若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13](P55) 按照王逸的说法，《九歌》是屈原流放到沅湘一带所作。他有感于当地土著的祭祀歌词过于鄙陋，因此创作出这组诗。近代有些楚辞学者不同意王逸的说法，认为《九歌》所提到神灵多数规格很高，不可能是民间祭祀的对象，因此，这组诗是屈原为宫廷祭祀而作，是他在朝廷任职期间创作的，与沅湘民间祭祀无关。由此而来，《九歌》的创作缘起成为一桩重要的学案。 如果摆脱从内容上对《九歌》加以定性的习惯做法，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那么，这桩学案的判评就会比较顺利。可以确认屈原在朝廷任职期间的作品有《离骚》、《惜诵》，这两篇作品除了《离骚》的乱辞，其余均是采用四句成章的结构形态。即使是屈原贬谪期和流放期的作品，主导形态也是四句为一章。《九歌》则不同，其中除了四句为一章的结构方式，还有三句成章者、六句成章者，这在屈原其他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对于《九歌》的这种结构庞杂的文本形态，王逸已经提到，称它是“章句杂错”，所下的断语是正确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从沅、湘土著的祭祀中寻找。《九歌》是配乐演唱的祭祀歌诗，有固定的曲调。为了适应演唱的需要，歌词各章的句数无法整齐划一，就会出现参差错落的章节。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祭祀歌诗的曲调填词，因此，无法否认《九歌》与沅、湘土著祭祀的关联。 采用定量统计的方式判评《九歌》创作缘起的学案，可以证明王逸的说法是可信的，同时，这种量化方式又使得对《九歌》的审视拓展到作品结构形态的层面。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探讨，会发现一系列带有规则性的结构单元。《九歌》总共255句，采用的是语气词“兮”字置于句子中间的方式。以“兮”字为分界，主要采用三种句型：2+2类型48句，3+2类型130句，3+3类型70句，三类总计248句，占《九歌》的绝大部分，只有七句属于例外。《九歌》句型结构量化的结果表明，这三类句型以中间语气词为界，所用的字数或是前后相等，或是前多后少，基本上见不到前面字数多而后面字数少的情况。由《九歌》句型结构的量化分析，又引出楚地歌舞的特点，要对所谓的《激楚》歌舞曲进行辨析。由《九歌》的这种句型结构分析进一步向外拓展，还会发现战国时期楚辞作品在句型结构的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基本遵循，以及汉代九体对这些句型规则的继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