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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最后十年，有大量在外留学或从国外归来的人士(我们姑且统称之为“海归”)参与到小说著译中去。他们中有留日的，有留学欧美的，有主要活动于南洋的，而以留日人士为最多。本文旨在理清这一批人围绕小说而形成的交游情况及其对于小说的影响。 【关 键 词】海归/晚清/小说/交游 【作者简介】黄曼，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晚清，海归以其主要活动地域为依据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交游圈：横滨-东京；南洋-香港-广州；上海及其它。这三个区域分别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人员和网络，同时它们又频繁接触，互为联络，从而构成了晚清海归交游的基本面貌，也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当时留学欧美的人士在海外则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交游圈。他们人数既少，活动也较分散。他们交游中值得一提者皆为回国后之事迹，且主要集中于上海。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人放到第三个交游圈中讲。 一、横滨-东京 戊戌过后，逃往日本的维新志士连同他们的追随者很快云集。这一群人半为亡命，半为游学，或忧心政治，或涉足文化。他们活跃在横滨东京等地，成为当时在日华人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就中单以小说来论，则梁启超的横滨新小说派影响为最大。尤其是1902、1903年以前这一群人的活动，可以算作中国小说史的一个节点，也是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关注最多的地方。横滨新小说派成员以康有为弟子为主，但由于康在日本停留时间不长，这一群人最终以梁启超为中心，与梁的关联更为紧密。现就主要人物交代如下：狄葆贤，江西人，祖籍江苏。横滨新小说派中绝少江浙人士，狄算一个。狄葆贤早年与谭嗣同交往，宣传维新，戊戌后逃往日本。1900年曾短暂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事败后再走日本。包天笑后来描述狄葆贤与梁启超的关系：“(狄)名列康门弟子，其实是泛泛的，与梁启超等则甚为莫逆。”①麦孟华，广东人，与康有为为同科举人，参与过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麦仲华，麦孟华之弟，康有为受业弟子。罗普，广东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妹婿。戊戌前罗普在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经济，且为官费生，戊戌后辍学去横滨。梁启勋，梁启超二弟，先后在上海震旦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日本只有短暂停顿，但确实参与了《新小说》撰稿。韩孔厂，广东人，梁启超同学。此外还有周宏业、郑贯公等人，他们也是广东籍，大多在维新派办的大同学校读过书，受梁启超提携，属于梁的学生一辈②。 这样一个圈子的形成对于小说写作显然产生了相当有益的影响。《小说丛话》的缘起很能说明问题。1904年初，梁启超结束他的美洲之行，回到横滨。狄葆贤、麦孟华、麦仲华等友人皆来相见，梁启超把在旅途中随手写的几条关于《桃花扇》的评注拿给大家看，这立即引起了众人对于小说的讨论兴趣，于是相约作小说话。梁启超在序言中介绍当时的情形： 余今春航海时箧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一昨平子、蜕庵、璱斋、彗广、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佥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畀新小说社次第刊之。此后有所发明，赓续当未已也。③ 这是一个由交游而促进了小说写作的典型案例，梁启超等人的聚集类似一个小说的文人沙龙。透过梁的讲述，我们还可以依稀捕捉到当年它从引起到成形，再到深入并渐渐发散开去的轨迹。在这个沙龙中，梁启超为领起风气者，他是一个中心，他的《桃花扇》评注具有示范意义。狄葆贤等人的热心参与和讨论是基础。最后的行之成文及报载则将这个沙龙推向高潮。此次聚会后，新小说派成员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小言，1906年新小说社将它们全部结集出版，命题为“小说丛话”。在这个交游圈中，相互评点小说也颇为流行。比如狄葆贤批点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罗普批点红溪生《海底旅行》，韩孔厂又批点罗普《东欧女豪杰》，韩孔厂评定周宏业《经国美谈》。这种评点之风无疑加强了小说交流。至于其他小范围的启发或者切磋就更多了。1903年狄葆贤创作《新聊斋》，其中有《唐生》一篇。狄葆贤说他之所以会想到写下唐生之事，正是源于友人“太平洋客”对唐生的称赏： 唐事曾载旧金山某华文报中，与余所闻微有异同。虽然，大体固不甚相远。吾友太平洋客尝著论万余言，反复赞叹之，谓：“推唐拒婚之心，则保国存种之大义，皆于是乎在。……呜呼!若唐生者，其足以风矣，其足以风矣!”余述唐生事，因并撮太平洋客著论之大意如右。④ 狄葆贤毫不讳言他对“太平洋客”的借鉴，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友人的观点搬到了小说末尾，因为友人所谓“保国存种之大义”正是他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是促发他写作冲动的缘起。 值得强调的是，横滨新小说派的小说活动主要围绕《新小说》报展开。这一份报纸，作为新兴媒体下的产物，使得横滨的结社大不同于以往诗词名家那种孤芳自赏的雅集了。他们基本是开放的，是面向普众而意欲干涉社会及文学现实的。在中国，有史以来文人团体还是第一次这样及时有效地将他们的小说作品和小说主张宣布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报纸的使用显然至为关键。它真正使新小说派的结社活动具备了所谓现代的涵义。它天然地反映出结社的事实，而在一个媒体带动文学的时代，它又反过来更新着这种古已有之的结社的方式和性质。而且我们看到这种作用在那些入世企图越是迫切的地方越是显得强烈。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断言它的实质，因为这依然是一个新旧参半的时代，凡事并无定性。横滨新小说派的集结，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是名士失意的托物言志，还是已经接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世俗化的初步觉醒?将这一干人等纽结到一起的力量究为什么?是乡谊、同门之情、雷同的政治命运，还是一种全然属新的国家抱负与社会信念?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即使在那些最实务的层面它也依然存在歧义——它创制了可称周密的纲领和规则，但实际却行事拖沓，组织涣散，1904年下半年以后，横滨的这支队伍我们再难见到它的踪迹。 东京则没有这样相对紧凑的小说团体。那些散布在神田区或者牛道区的留学生，他们之间真正关于小说的讨论切磋并不多见。大约小说远非他们的重点，更何况又有横滨已经代为其言。他们既没有特别需要表明的主张，而即使翻译起小说来也无须像国内略通外语者合他人之力，所以围绕小说的交流自然也就少了。但并不是说就没有热衷者。我们看到在东京小说同样在各种交谊中生发、完善。留学生“筑客”利用课余写了一篇小说《池上谈》，又名《缠足痛》，发表在《豫报》上。据“筑客”所言，这篇小说本由他的朋友口述给他，他“因其事可感，为记之，登诸报端”⑤。署名“漆室”者根据日本小说《己之罪》作小说《孽缘》，而《己之罪》正是他的朋友“少白”未有完成的一部译著。在《孽缘》篇首识语中“漆室”表达出对朋友“少白”译笔的由衷称赏之情，认为它比起原著来“哀艳绵邈，有过之无弗及”，同时他也对友人没有译完该小说深感惋惜。他说尽管自己据其事迹写作了《孽缘》，但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少白”的完整译本： 日本说部内有《己之罪》一编，杰构也，《孽缘》即本之而作。吾观下笔为其书者，盖有所感而云云。其文章之辛酸刻至，实有以发越读者之悲心，而诱起恶人之善念。至其沈痛切处，又直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故欲取而译之，诚非易易。吾友少白向者曾译出八九千言，已得全书五分之一，以事中辍，予甚惜之。盖少白能文章，所译著匪独不失其真，哀艳绵邈，有过之无弗及也。今少白可译者，未乃俾天下有情人一读之以为快，而吾遽妄袭取其事迹，觚率出之，以贡于世，不亦重看愧耶?然吾固愿少白异日有以完成所志也，少白其有意乎?⑥ 吴人达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读到一本名为《虞美人》的日本小说，讲的是中国古事，吴很喜欢，边读边译，居然成册，但是吴并没有出版该书的打算。等到他即将启程回国的时候，同在日本的朋友缪其瑞知道了这件事。缪极力怂恿吴人达将译文出版出来，吴在序文中说：“顷者陕晋大吏先后电招，将就归途。东台缪君味真促付梓。匆促不及修饰。因志数语于首。丙午十月吴人达倚装识。”⑦吴人达写完序言后即匆忙回国。留在日本的缪其瑞则继续对译本进行细致校阅，不久经由神田活版部缪其瑞印刷发行了该书。类似的情况还有“支那赖子”翻译的《政海波澜》。和吴人达一样，“赖子”也是译完即归国。走前“赖子”把手稿搁在一位同样热心小说的留学友人那里。几个月后，这位友人删改完善了译本，并且写了一篇小序，在序言中，将小说比作国民的影子，认为通过小说可以了解一国的大体面貌，他并且相信如果能将世界各国小说全部译成中文，那么一定能启蒙中国的大众。最后他为自己署名“爱小说者”： 小说，国民之影也。故观其国之小说而其国之风俗议论无不明了。爱小说者思将方今万国之小说尽行译出，以启我民之固蔽。虽然，材力不足，不可以胜任。顷者，赖子译《政海波澜》四卷，颜之曰：“日本小说”。其中尽记日本人之事述。盖日本人风俗议论之影也。译竞而归国，留余行箧已数月矣。今取而观之，见其间言论思想实有我国民所不及者，以之行世亦足以风。缘即删其芜杂，整其词句以售。爱小说者叙于东京客次。⑧ 更有意思的是宋教仁的记载。1906年11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讲起当日他与章太炎、胡汉民、孙中山等人的闲聊： 余与章太炎诸人谈良久。胡展堂言法国近出一小说，甚新奇，乃拟为德国与英战，直败英而攻入伦敦之实事者。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欲余就孙逸仙之口说而译为汉文。章太炎与孙逸仙亦赞其说。余不得已，遂诺之。四时回。⑨ 这一段记录颇有意趣。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孙中山似乎都不是与小说太相关的人。他们显然也构不成一个小说的社团。可是这一次相聚的偶然闲聊却勾起了他们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引发了翻译的冲动，他们甚至连翻译的方式都已经想好。尽管他们的写作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践，但这样一种充满了闲适气息的散谈以及再未有下文的小说观照，也许恰恰正反映了那时小说在人际间的通常流转。而这往往为小说史书写所忽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