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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及其它 以上海为中心，海归在国内的交游也许要更为复杂，因为这牵扯到他们与本土文人的接触和融合。即以上海为论，这里聚集了当时中国几乎一切样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新式学堂里的学生，有旧式科名下的进士举人；有内地迁来的，有海外归来的；有的为严肃的主义而来，有的则只为生意或生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混杂的社会群体。海归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学成回国或者亡命归来，在上海与那些新老知识分子相遇了。因此，与日本或南洋都不同，这时他们除了在自己相对狭小的海归圈中活动以外(24)，更多时候还要与本土文人打交道。他们融入到与本土作家的交往中去。而这后者，海归派与本土派的结谊，事实证明有力地促进了晚清小说的写作。 首先的一个例子便是《时报》时期的陈景韩和包天笑。1904年狄葆贤回国组办《时报》，聘请留日归国的陈景韩和本土文人包天笑等为报社编辑。《时报》馆中交游风气本来很盛(25)，而陈包两人又同为报纸撰写小说，后来又一起负责主编《小说时报》。由于报务的需要，他们在写作方面的关联自然也就多了。比如当时侦探小说流行，除了翻译，国人自己也开始创作侦探小说。1904年年底陈景韩戏作了一篇侦探案登载在《时报》上，题为“歇洛克来华第一案”。陈景韩这一篇戏作使包天笑很受启发，不久也附作一篇侦探案发表，命题为“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到1906年十一月份，陈景韩又有“歇洛克来华第三案”出现，此即《吗啡案》(26)。接着，包天笑作《藏枪案》，也以“歇洛克”为题，标为“歇洛克来华第四案”(27)。在1905、1906那些年份，《歇洛克·福尔摩斯侦探案》早已成为小说界烂熟的翻译小说。但陈景韩历来善于翻新出奇，包天笑又虚心吸取，紧随其后。他们将歇洛克创造性地移植到中国土壤中，围绕“歇洛克来华”这一主题进行接龙式写作。这既借重名著吸引了读者，同时又别出心裁，不入俗套。另外它也是一个由翻译而启发创作的典型，这将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此处暂且搁置。在晚清小说界，尤其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陈景韩和包天笑始终被并举。民国二年，群学社将两人部分短篇作品汇拢出版，命名为“冷笑丛谭”。 不过，更多时候陈、包的合作是基于办报需要而产生的。报纸使得无论他们的交游还是写作向着更为实际的方面发展。在古典社会共同的文学或政治主张历来是交游活动的前提。可是到了晚清报纸本身已足以成为文人聚集的理由。陈景韩和包天笑的汇聚一处并不与小说主张太相关。他们的结谊及其写作联系主要是由于共同办报而形成的。说到底这更像一种事务上的关联。比如他们的一些接续写作：1906年《时报》连载《飞花城主》。该小说由陈景韩翻译，但其中有近十天的署名为包天笑。这是因为陈景韩在写作期间因他事耽搁，无法抽出时间，所以包天笑临时打援，承担了一部分的翻译工作。还有《新西游记》也与此类似。1906年陈景韩忽然有了创作一部滑稽小说《新西游记》的打算。从当年二月十四日起，他边写边登载在《时报》上，到三月八日，他因为有事离开上海，《新西游记》写作中断。为了不影响报纸连载，一天之后包天笑开始接着陈景韩所作续写《新西游记》，他写了三天。三天后又有署名“怦”的人续写陈作。(28)如此写作关联纯为办报需要，并无其他缘由。 1911年往后，徐卓呆与包天笑的合作也多起来。徐卓呆早年东渡日本学体育，回国后一方面从事体育教育事业，另一方面热衷于新剧和小说创作。在包天笑之前，徐卓呆与小说林徐念慈等过从甚密。徐卓呆发表在《小说林》上的短篇往往有徐念慈为之作注。其时包天笑等《时报》人物与小说林关系也较近。包天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朴便托徐念慈访问他，希望他能帮忙看稿子和改稿子，后来包天笑便每日有半天在小说林。徐卓呆与包天笑又同为苏州人，他们的熟识当就在小说林此时(29)。徐念慈逝后，小说林解体。自1907年底至1911年初，徐卓呆未有创作。直到1911年4月份徐卓呆才又重拾小说，一开始便是与包天笑及其所主持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合作。4月23日，《小说时报》刊载《无线电话》，署名“笑、呆”，即包天笑与徐卓呆。包天笑在篇末评价徐卓呆：“余友卓呆善状物体情，写实小说家也。”(30)又讲到写作缘起：“(徐卓呆)邮示此短篇与余，嘱加删润。余读之，如闻孤鸾哀鹄之音，不自知其凄然泪堕，天下悲惨之境，惟文人之笔足以知之，而诉其冤穷于千载之下，犹令人雪涕不已。虽然，此仅悲渊苦海中之一勺也耳。”(31)此后两人合作渐多。《妇女时报》第1号刊《虚荣》，署名“卓呆著作，天笑润词”。《小说时报》第11期刊《小学教师之妻》，署名“呆、笑”。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民国。在《妇女时报》1911年以后的刊号上，“卓呆、天笑”或者“卓呆、钏影”的署名仍时有出现。 在国内像这样海归与本土的合作其实不胜枚举。再比如王寿昌与林纾1897年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比陈、包等人的合作还要早近十年，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此不多述。还有1902年林纾与严璩、严培南合译《伊索寓言》，也是这种结谊的成功案例。严璩为严复长子，曾游学英国，他学有家传，通晓英语法语。严培南为严复族侄，天津水师学堂毕业。1901年年末林纾与严璩、严培南在北京相遇。经由严氏兄弟的绍介和帮助，林纾翻译了《伊索寓言》，“自余来京师数月，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笃嗜西籍，遂出此书，日举数则。余即笔之于牍。经月书成”(32)。这一本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到1903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版至第四版。当然，海归与本土派在写作上的关联，并不仅仅表现为合译一种形式，有时他们之间更多是一种间接的支持或辅助。伍光建为留英海归，他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私交甚好。1904年到1909年的那几年中，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长康里伍光建与张元济，还有夏曾佑比邻而居。当时伍光建曾向张元济提起自己要用白话来翻译小说的打算。张元济非常感兴趣，一再鼓励。(33)后来伍光建用白话译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题为《侠隐记》。这本小说并由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发行。还有留法海归陈季同与本土文人曾朴。曾朴称陈季同为自己“法国文学的导师”。1898-1901年间在陈季同的指导下，曾朴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尤其法国文学。曾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孽海花》正得益于此期陈对他的指导(34)。 另有一些海归，于小说创作、翻译或品评都完全无涉。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外国小说带回国内，然后把这个本子绍介给他的从事翻译的友人。这或许看来只是一种简单的辅助，但却是众多海归作用于小说写作的最普遍方式。包天笑1903年所译的《铁世界》，还有后来连载在《教育杂志》上的《二青年》便都是他的留学日本的友人回国时送给他的。《铁世界·译余赘言》：“癸卯之春，我友吴和士君归自东都，得此册以馈包山。”(35)《二青年》篇首：“天笑生曰：余译《苦儿流浪记》，竟思更译一名著，以贡献于吾国青年界。适冥鸿女士归自东京，赠我以巨册，曰《迦因哈兰霍克司》，盖即书中一青年之姓氏也。”(36)“冥鸿女士”并且向包天笑详细介绍了《二青年》的作者克兰克夫人，还比较了该书与包天笑之前所译《苦儿流浪记》的区别：“女士因道：‘此为闺秀文家英国克兰克夫人笔，于英伦最知名，而欧洲各国均有传译。前岁英国某视察团过东京，曾询一女学生读《迦因哈兰霍克司》未。女学生不能答。英人以为诧。此事实亦经一载彼都新闻纸者也。惟此为英国人理想之青年模范。与君《苦儿流浪记》之出自法人笔墨者，蹊径不同，一以活泼，一以严肃也。’”(37)包天笑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此事(38)。类似的情况很多。1904年施惠南从法国回国，带回来一部侦探小说，友人江之泳借去阅读，并把它译成中文，即《手足仇》，其译言曰：“是书为法人马顿Maidorn丛书中之一卷。甲辰八月，施惠南君从巴黎携此书归。予假而读之。”(39)陈寿彭、薛绍徽译《双线记》为“罗缉师京卿归国过沪时所赠”(40)。陶祐曾《红发会奇案·缘起》：“今夏四月，郑君自扶桑归，以此书原文见示，属余译之。”(41)还有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之《昙花梦》，译者自述：“甲辰仲夏，李君克立自俄都归，访予于钱塘。予因讯李君虚无党情状。李君曰：‘东方所传此事，大抵出于日本人。虽有毁有誉，然证以目验，大率未尽其真相。’因出小册示予，则萨拉斯苛夫所纪月莲风莲事。”(42)这些海归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小说写作中去，但他们对于小说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们携书归来，向友人讲述和绍介西方小说。他们在小说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一种纯粹的中间角色。而这一个角色，即便不是举足轻重的，起码也是不应被忽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