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楚辞学案的判评，能够体现出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互补互动，相生相长。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学案判评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楚辞作品的制约。根据楚辞作品的属性和特点，学案判评主要采用词语训诂和揭示象征意义两种方法。词语训诂包括对原始本义的挖掘，以及楚地方言和惯用语的历史还原。揭示象征意义，则涉及词语、角色称谓、物类事象、故事情节等多个方面。 【关 键 词】楚辞/学案判评/视野与方法/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李炳海，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邀主持人 朱万曙 [主持人语]新的视野和方法推动着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对于视野和方法就非常重视。他关注到“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并由此论及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其视野的开放。在《古史新证》中他言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个别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他在方法上的自我总结。缘于此，“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语)。回顾百年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胡适、鲁迅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往往都与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视野”与“方法”是相互联系又含义相异的概念。就词义而言，“视野”指目力所及的范围，“方法”则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视野意味着了解各种学术观点，关注各种学术方法，进而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方法则意味着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手段和路径。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视野的拓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视野上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还需要把握国外汉学的历史和最新动态，甚至需要借鉴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视野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古代文学研究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3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多位名家云集会议，围绕“视野与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切磋讨论。本专题从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四篇论文，以反映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思考。 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章虽然是就文化研究展开阐述，但对文学研究多所涉及，无疑拓展了我们的学术思维。 李炳海教授的《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以楚辞学案为例，论述了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以具体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文章还论述了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需要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文章以个案切入，让我们对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 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楚辞研究存在众多的学案，对这些学案加以判评，必定要经历学术上的攻坚克难。至于能否取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这是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方法和视野，二者互补互动，相生相长，密切相关。如果分而论之，则方法的正确与否，决定学案判评的成败；而视野的宽狭程度，则制约着研究成果的大小。方法和视野的辩证关系，在许多楚辞学案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学术视野的调控，则是学案判评过程中随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