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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视野与判评的博与约 学术视野涉及治学的博与约。通常情况下，治学不博则很难做大，治学不约则无法精深。如何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事关学术视野的确立和掌控。汤炳正先生的楚辞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学术亮点颇多。他把自己的治学历程概括为由约入博，又由博返约。这是许多有建树学者的共同经历，可以说是一条成功之路。至于在楚辞学案判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仍有许多具体操作原则需要加以遵循。 一是以博济约。屈原是才子兼学者型文人，他的作品博大精深，解读难度极大。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采用以博济约的方式处理历史悬案，从而给出合乎作品实际的结论。 《天问》结尾八句是楚辞解读的难点，各种说法纷纭复杂，留下众多疑点。对于这桩学案的判评，就要采取以博济约的方式，调动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把其中的疑点逐一加以解决。首先是根据用韵情况进行断句，对诗句按照作品给出的顺序加以排列：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 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忠名弥章。 根据押韵情况所作的断句排列，八句诗明显分为两章，纠正了以往“何环穿自闾社丘陵”误读的做法。这种断句分章，使八句诗的义脉清晰可见，每章各有自己的表述事象，不相混淆。需要做的第二步是疑难词语的训诂。“何环穿自”，其中的自字历来未得确解。《说文解字·自部》：“自，鼻也。象鼻形。”[17](P136)《说文解字·王部》：“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18](P9)自，本指鼻，又有初始之义。扬雄《方言》卷十三：“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19](P17)经过辗转训释，可以确认《天问》中所说的“何环穿自”，指的是吴军入郢，毁坏楚国宗庙，挖坟掘墓等事，从而与子文出传说剥离开来，纠正旧注的误读。后四句诗则要考察《左传》、《史记》对令尹子文立身行事及当时楚国政治的相关记载，逐一落到实处。但是，问题到此并没有全部解决。屈原为什么在《天问》的结尾，选择吴楚之战和令尹子文的事迹为题材，这就要联系《天问》的创作背景予以解答。屈原的《天问》作于贬谪汉北之际，他前往汉北途经当年吴楚之战的地域，以及令尹子文家族最终覆灭的旧址，这是他选材的契机。《天问》结尾短短八句诗，需要运用声韵、文字、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才有可能完成学案的判评，是典型的以博济约的案例。 楚辞其他学案的判评，虽然多数不如《天问》结尾八句这样复杂，但同样要经常采用以博济约的方式进行。《九歌》首篇是《东皇太一》，这首歌诗用于祭祀的哪类神灵?古今学人给出的说法多达三十余种。在以循名责实方式进行判评的过程中，需要援引《韩非子·邪饰》篇以太一为星名的记载，又要从《管子》书中找出把星与东方相配，以及祭星的段落，还要参照礼书有关祭星仪式的叙述，也是以博济约，用以破译东皇太一的确切所指。 二是以约统博。楚辞学案判评一般是从微观入手，针对具体字句进行操作，得出相应的结论。有的结论虽然是从有限的几个案例得出，但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需要在楚辞中广泛搜罗，用已有的结论带动其他同类学案的判评。 楚辞中经常出现灵字，有时它表示的不是神灵、奇异、灵验等常见意义，而是指的降落，是一种特殊用法。《九歌·湘君》写道：“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灵，精诚也。”[20](P61)把灵释为精诚，这样一来，扬灵就成为扬抑精诚，在语义上很难圆通。对此，王夫之提出质疑，认为扬灵指的是扬  ，是舟船前行之象。王夫之得出的结论无法全部成立，但它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扬灵确实指船前行，但不是灵与 通假，而是由灵字的本义而来。灵，繁体作靈，从霝，从巫。霝，降雨之象。靈的本义是巫师祈雨，古人认为巫师通神，故灵有神异之义，这是它的常见用法。灵的本义是巫师祈雨，故又有降落之义，这种用法比较罕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掌握“灵”字的这种特殊含义之后，用来判评与该字相关的学案，将取得一系列进展。“横大江兮扬灵”，是说横渡大江时船体起伏，扬指上扬，灵指下伏。《山鬼》的“东风飘兮神灵雨”，是说东风劲吹神降雨，灵指降落。《离骚》等作品反复提到的灵修，指的是降下美好者。灵氛，指降下吉凶预兆者。《国殇》的“身既死兮神以灵”，这里的灵与死对言，死指死亡，灵指降落、下降。神以灵，意谓魂魄降落到冥界。灵字的这种特殊含义，在《诗经·?{风·定之方中》也可以见到，其中有“灵雨既零”，郑玄笺：“灵，善也。”[21](P242)鲁、韩诗亦以善释灵，这种解释找不到相应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灵雨既零”，是说降雨已经零零星星。《说文解字·雨部》：“零，徐雨也。”[22](P572)诗?中用的正是这种意义。由此可见，对于《湘君》中“横大江兮扬灵”这个具体案例的解决，带动了一系列与灵字相关学案的判评，起到了以约统博的作用。《九歌》中的称谓，是酿成众多学案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出现的君，古今学人所作的解释尤为混乱。《大司命》写道：“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少司命》称：“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这两组诗句都是君与帝对举，指的是同一对象。以此作为线索，带动了《云中君》、《湘君》、《山鬼》的解读，其中出现君，或是指天帝，或是指祭祀对象的主宰神。对于这个系列学案的判评，同样是以约统博，以单个案例带动一系列相关学案。 三是博约适度。如何把握好博与约的分寸，是楚辞学案判评经常遇到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以往的楚辞研究，在博与约两个向度上都有求之过深，失之愈远的案例。不过，近现代的楚辞研究，主要流弊是博之过度，失于大而无当，不着边际，这以对楚辞神话的解读最为典型。有的把《天问》提到的女娲说成是基督教的夏娃，还有的把《九歌》的祭祀对象与西亚十神逐一建立起对应关系，认为是从西亚传入中土。凡此种种，博则博矣，但是流于空泛，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