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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往往采用象征性的表达方式，王逸为《离骚》所作的序已经有所论述。但是，深入到具体作品的解读，仍有一系列象征意义未能得到揭示，或是解说有误。学案评判对作品象征意义的辨析，涉及词语、角色称谓、物类事象、故事情节等诸多层面。 《离骚》抒情主人公开篇自报名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王逸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40](P4)王逸是以原释平，又分别以正则释平、以灵均释原。可是，平、原是地理名词，正则、灵均则是政治术语，两个系统无法形成对应关系。后代学者对于这两个系统称谓的解说，集中在初生名还是卜筮名，乳名还是仕名方面，而对于它们的深层寓意，则缺乏深入的探讨。通过字义辨析可以发现，平和原都有治理之义，内涵相通。而正则和灵均则分别指端正规则和落实均平，二者意义相通，并且分别与平和原相对应[41](P158—167)。这样一来，对于屈原名字学案的判评也就有了依据，两个系列名字所寄托的美政理想也得以呈现。这是对角色称谓象征意义的揭示，也是对词语寓意的呈现，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楚辞作品出现一系列各种类型的角色，这些角色多数是虚拟的，其称谓也往往具有暗示性。能否揭示出这些称谓的象征意义，也是学案判评的考量标准。《离骚》、《惜诵》、《卜居》出现三位占卜者角色，依次是灵氛、厉神和郑詹尹，这个系列的三个角色的称谓就颇具象征性。灵氛，意谓能给出吉凶预兆者。厉是无人祭祀之鬼，他本身无所依傍，作品抒情主人公请他占卜，得出的也是问卜者无所依傍的结论。《卜居》中的卜师郑詹尹，郑是其姓，尹是首领之义。《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成玄英疏：“詹詹，费辞也。”[42](P52)成玄英的解释是依据《说文解字》而来，费辞即多言之义。詹尹，意谓多言之首。可是，面对屈原所提出的问题，这位卜师却无法作出回答，与他称谓所暗示的意义形成巨大反差。 楚辞作品出现一系列飞禽走兽，有些动物意象也具有象征意义。对于动物意象所暗示的意义是否得到认定，给出的结论正确与否，也纳入学案判评的考核体系。《离骚》有两种飞禽构成的媒介意象，第一种是鸩，第二种是雄鸠。先看第一种：“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王逸注：“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以喻谗佞贼害人也。”[43](P33)王逸把鸩释为毒鸟，这种认定带有权威性，后代注家多依其说。可是，按照王逸注去解读这两句诗，很难前后贯通。既然鸩是毒鸟，对人具有杀伤力，抒情主人公为什么选择它充当媒介呢?这在情理上无法解释。那么，这里提到的鸩，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毒鸟呢?《山海经·中次八经》女几之山条目提到鸩，郭璞注：“鸩大如雕，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44](P183)《中次十一经》皮山条目记载：“有鸟焉，其壮如雉，恒食蜚，名曰鸩。”郝懿行称：“蜚见《尔雅》，郭注云：‘蜚，负盘，臭虫。’”[45](P202)《山海经》四次出现鸩，均没有提到它是毒鸟，却是标示它以臭虫为食。另一种鸩则以毒蛇头为食，郭璞注提到它的这种属性。《山海经》是楚文化的结晶，在楚人观念中，鸩是益鸟，而不是关注它是否有毒。《离骚》中的鸩作为益鸟出现，但它不肯充当媒介的角色，因为它的职能是吞食害虫，不适于担当媒介。所谓的“不好”，指不喜欢担任媒介，表示拒绝。 再看另一种鸟意象：“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先秦所称的鸠鸟有多种，《尔雅·释鸟》提到的就有  鸠、鸤鸠、 鸠、雎鸠。《离骚》提到的鸠究竟指的哪一类，根本无法落实。《左传·昭公十七年》叙述少暤氏以鸟名官，有五种官职以鸠鸟称之，并且总结道：“五鸠者，鸠民者也。”杜预注：“鸠，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鸠为名。”[46](P1388)在古人观念中，鸠是有亲和力、凝聚力的鸟，故以鸠为名。《离骚》抒情主人公不肯选择雄鸠为媒介，是因为这种鸟高声鸣叫呼唤同类，显得过于轻佻。由雄鸠担当媒介，有可能引起对方反感。古注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这个意象的内涵，但是对于鸩鸟所具有的亲和力却未能顾及。楚辞作品植物意象的暗示性，同样是学案判评关注的焦点之一。即以薜荔为例，在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离骚》抒情主人公叙述自身的佩饰时提到“贯薜荔之落蕊”。王逸注：“贯，累也。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蕊，实也。累香草之实，执持忠信貌也。”[47](P13)抒情主人公以薜荔的花蕊为佩饰，王逸认为这是象征执持忠信，后代则多从表现抒情主人公峻洁人格方面加以解说。《山海经·西次一经》小华山条目记载：“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袁珂先生注：“萆荔，香草，《楚辞·离骚》作薜荔。”[48](P26)洪兴祖补注提到这则材料，但是没有援引“食之已心痛”这个关键的句子，可谓失之交臂。《离骚》抒情主人公佩饰所选取的植物，多数具有药物功能，薜荔是其中之一。先民认为薜荔具有医治心灵疼痛的功能，而《离骚》抒情主人公当时正遭受心灵疼痛的困扰，这是以薜荔为佩饰所暗示的意义。《九歌·山鬼》的女主角“被薜荔兮带女萝”，她也同样处于心灵疼痛的状态。楚辞作品中类似的具有象征性的植物意象极其众多，这是学案判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生成的是严峻风格。这包括神话的暗示、《周易》的隐语、《诗经》的比兴、《春秋》的笔法、诸子和历史散文的寓言故事等。楚辞作品的象征性，把这种表现方式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因此，楚辞学案判评把象征意义的揭示作为考量的尺度之一，是由判评对象本身属性所决定的，是必须采用的具体操作方式。 楚辞学案判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方面的遵循和规定，但是，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学案判评不同于学术史的书写，它不但要对以往的研究作历史的陈述，而且还要有前瞻性，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没有适度的学术视野，就无法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握以往的研究成果，不可能进入楚辞的学术殿堂。既然未能入乎其中，遑论出乎其外的加以判评，只能贻笑于大方之家。楚辞学案判评要客观公正，具有科学性。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具体操作方式，难免会出现偏差乃至谬误，无法保障它的客观公正。所以，从学理和实际操作层面审视，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确实是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