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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逸解说所得出的结论，《渔父》是以屈原流放于江、湘南楚之地为背景。作品开头写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从“游于江潭”之语推断，似乎《渔父》确实以江南为背景。可是，作品是以渔父唱沧浪之歌结束。沧浪水名，《尚书·禹贡》有明确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7](P152)这里说得很清楚，沧浪之水是汉水的一个支流，位于大别山以北，与长江还有一段间隔。这样一来，王逸的解说就与《渔父》的记载出现矛盾，渔父怎么会到长江以南去唱沧浪之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的学者作出如下解释：屈原流放到南楚期间，遇到他贬谪汉北期间结识的渔父，两人进行交谈，渔父唱了沧浪之歌。[8](P658)这种邂逅相遇的机会实在太少，没有任何材料作支撑。可是，如果要认定《渔父》不是以屈原流放南楚为背景，就必须对文中“游于江潭”之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无法推翻王逸的序言。 把视野拓展到《渔父》之外的楚辞作品，这桩学案就可以得到解决。《九章·抽思》写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两句诗表明，《抽思》是屈原贬谪汉北期间所作，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例证。《抽思》乱辞又写道：“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王逸注：“潭，渊也。楚人名渊曰潭。”[9](P140)这几句诗采用的是纪实笔法。既然是屈原在贬谪汉北期间所作，因此诗中的“江潭”，指的就不是长江的深水，而是汉江水系的某处深渊。以此类推，《渔父》中的“游于江潭”，指的也不是游走于长江的深水旁，江不是专指长江，而是泛指流量很大的水域。按照传统的说法，“江，先秦专指长江……后来引申为江河的通称。”[10](P564)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得到普遍的认可。但从楚辞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抽思》和《渔父》中，江都不是作为专用名称长江出现，而是指水势很大的河流。 《抽思》、《渔父》对于“江”的这种用法，在《老子》一书中也可以见到。第三十二章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河上公注：“譬言道之在天下，与人相应和，如川谷与江海相流通也。”[11](P132)第六十六章又写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严遵解说称：“江海处下不为广大，故能王而不休也。”[12](P86)无论是老子原文，还是河上公、严遵所作的解说，江海指的均是百川的归宿，泛指处于低处的大河大海，江不是专指长江。由此看来，江用于泛指大水，是先秦时期楚文学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 话题再回到《渔父》，既然其中的江潭不是专指长江的深渊，那么，渔父唱沧浪之歌就只能是在沧浪之水所在地，作品是以屈原贬谪汉北为背景。对于这桩学案的判评，是把视野拓展到《渔父》以外的楚辞作品。这种拓展使得对《渔父》的解读不再沿袭王逸的解说，而是从楚辞内部寻找佐证。内证法得以成功运用，得益于视野的拓展。如果局限于《渔父》本身，作品提供的内证与王逸给出的结论无法协调一致。一旦把视野拓展到《抽思》，先前的困惑和矛盾就迎刃而解。 由学术视野的拓展而带来研究方法的更换，是楚辞学案判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契机，视野对方法具有生成功能，制约着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对于具体操作而言，重要的是选准学术视野拓展的方向和切入点，所要拓展到的领域必须与判评对象存在关联，能够提供破译学术悬案的密码，绝不能盲目拓展，导致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