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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篇目溯源 篇目溯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全唐文》中误收重出、张冠李戴、伪文误录、文字割裂等问题。首先要充分吸收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对于从文献学层面全面整理《全唐文》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所编《唐代的散文作品》等更应留心承继，以求对《全唐文》所有篇目溯其源头，弥补其“不注所出”的最大不足。此外，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人蒋衡所编《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三卷(46)，此书内容虽未知如何，但据其书名，当对考察《全唐文》的误收重出有参考价值。 (3)作品系年 对《全唐文》中所收篇目的系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通过系年，我们可以把握作家一生的创作历程，也可以获知散文、骈文、赋等体裁的流变，最重要的是确立每篇作品的时间坐标，以突显其文学史与史料价值。编年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一位作家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它同时也可以促使专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应充分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对于可编年、或经考订可确定其撰作年日的篇目，明确其所作年月；对于确实不能系年之作，则持阙疑的态度。 (4)小传订正 对《全唐文》作者小传的订正，除了吸收上述《全唐文》小传补订的论著外，还要充分利用现有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唐诗研究的成果，因为唐代的诗人多数也有文章传世。可参考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年)、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吴汝煜与胡可先合著《全唐诗人名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黄大宏《唐五代逸句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11年)等，对《全唐文》作者小传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正。 2.以《全唐文补编》为基础的传世文献辑佚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是目前对清编《全唐文》最全面的补遗之作。该书编录时以四部、佛道、敦煌、域外文献为主，石刻文献则尽量回避与收录大宗墓志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等著作重复。正如陈尚君所言：“唐文和唐诗比较起来，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围，大凡唐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其中有所反映，即要求编纂者的学术素养必须涵盖中古学术的几乎所有方面。”(47)《全唐文》的补辑工作，尤其是传世文献中的佚文，尚有继续进行的空间。在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最后一校交出后，仅一年多时间，作者又辑取一二百篇佚文。《全唐文补编》出版后，对其讹误进行校订的文章有谢思炜《〈全唐文补编〉(前十卷)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周阿根《〈全唐文补编〉文字校勘举隅》(《语言科学》2009年第5期)、孙艳庆《〈全唐文补编〉辨误一则》(《江海学刊》2008年第6期)等，正应古人“校书如扫尘”之喻。而对《全唐文补编》编集的技术层面提出异议的有孟彦弘《〈全唐文补编〉杂议——兼议断代诗文的分别总集》(48)一文，孟文主要就《全唐文补编》与《全唐文》、《全唐文补遗》的重出问题、《全唐文补编》所收零句残文、文章的拟题、系年以及疑伪文的处理、出处标注等问题进行商榷，所论多切中肯綮。 3.以新出土文献为中心《全唐文》补遗 时下对《全唐文》的研究，以辑佚工作最为热门，新出墓志令人目不暇接，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吴钢《全唐文补遗》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可为一证，其可补《全唐文》者颇多。陈尚君曾谦逊地说：“以我曾经编纂过《全唐文补编》的经历，尚且无法完整把握近几十年新见唐人文章的情况。”(49)这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出唐文的不可预测。 整理新出石刻一定要依据善拓，方能保证录文的精确。因此对碑志现存拓本(或影印本)的调查，是整理前必须做的工作。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50)编录24种书的墓志目录，收录墓志6459方，编次极其精密。通过查考此书，可以获知同一石刻的不同拓片或不同录文，便于进行参校或合校，从而得到更为精确的录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