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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传、作者考订 王辉斌《〈全唐文作者小传〉说略》(《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20)是专门对《全唐文》作者小传进行的考辨研究。尤其是《校考》，将《全唐文》的全部作者小传按其次序，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史料复核，计获误者(含考补)为1300馀人。《校考》分两大板块：第一，作者小传概论，从学术价值、材料来源、错误问题三个方面进行论说；第二，小传校考正文，按照卷次对前《全唐文》前四百卷中诗人小传中作者姓名、世系、表字(包括别号)、里贯、职官、生卒年等问题进行校考，考订严谨，勇于存疑。王辉斌另有《唐人生卒年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对《全唐文》中作者生卒年亦有涉及。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黄山书社，2006年)收入数篇考订《全唐文》作者小传的文章，分别订正《全唐文》小传记苗神客任著作郎之时间、《旧唐书》及《全唐文》小传记颜元孙仕历之误、《全唐文》小传记武三思任相年之误、《全唐文》魏扶小传之误。陈耀东《全唐文佚目作者事略考(选编)》(21)，就《全唐文》所未收，而从其他文献中得知其篇目者，考索其作者事略。共选辑《全唐文》未收之佚文佚目作者五十六人，或对其生卒字号、或籍贯世系、或文场科第、或职官仕履、或朋辈交游、或佚目残文等事略钩沉稽考。林嘉立《清编〈全唐文〉误玄宗文为中宗文》(《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主要考察了《全唐文》中误玄宗文为中宗文的情况。 (2)考辨伪作 胡适1960年写于台北南港的《〈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22)文指出了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全唐文》卷十七)及“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敕史扬?{敕”(《全唐文》卷四十六)均“是一样的不可靠的妄人伪书”(23)。黄永年《〈全唐文·杨妃碑记〉伪证》(《人文杂志》1982年第4期)坐实《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确系伪作。卞孝萱在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于北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提出新的证据补正卞说。吴汝煜《谈刘禹锡〈陋室铭〉》(《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则认为于氏所提出的新证据不可信，《陋室铭》实为刘禹锡在洛阳所作；随后又在其《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及《刘禹锡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屡加申说。此外，参与这一讨论的还有段塔丽《〈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等，将问题引向深入化的同时也更加纷乱，于是卞孝萱作《〈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一文，再次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论证《陋室铭》非刘禹锡所作，其结论目前已被多数学者接受。方积六《〈大赦庵记〉真伪考》(24)认为《全唐文》收录刘汾所作的《大赦庵记》为后人伪作，并判断其成文年代在明清之际。谢重光《〈全唐文〉所收二篇陈元光文为伪作考》(25)从职官制度、犯讳情况、地名错误、文体和用语问题等方面对《全唐文》所收陈元光表文进行考证，指出两文抄袭柳宗元表文的铁证，力证这两篇表文是后人伪作，并论证《全唐文》所附《小传》谓陈元光“光州固始人”，亦是虚假不实之词。刘辰《〈全唐文〉宋璟〈梅花赋〉为伪说补证》((《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就前人定宋璟《梅花赋》为伪作这一观点进行补证。 (3)文字订正 黄惠贤《〈昭陵碑录〉所载〈崔敦礼碑〉有两种不同的录文——〈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二》及《〈全唐文·崔敦礼碑〉初校稿——〈崔敦礼碑〉研究资料之三》(26)对《崔敦礼碑》的校订颇有参考价值。林嘉立《清编〈全唐文〉录文残阙脱夺二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王连生《清编〈全唐文〉录文严重残阙一则》(《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韩宏韬《〈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唐都学刊》2006年第2期)、王大均《〈全唐文〉释道部分订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1期)、迟乃鹏《〈全唐文〉温造〈自请罚奏〉中的一处讹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等，就《全唐文》中某一篇或某一类文字进行校订。李纯蛟、王丹《〈全唐文〉录刘峣上疏文补遗并考》(27)认为《全唐文》卷四三三所录刘峣《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应补入《唐会要》卷七十四《选部上》“论选事”条中一节文字，因这两段文字都是言吏部选官的，是同一篇疏文的两个组成部分。尹楚兵《读〈全唐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则就个人所见，对《全唐文》中文字脱讹、题误、小传疏略等分别加以补正。 (4)误收重出 刘元亮《〈全唐文〉增收的杜牧文考辨》(28)认为《全唐文》较诸本《樊川文集》多出的三文均为误收。其中《覃恩昭宪杜皇后孝惠贸皇后淑德尹皇后孙侄等转官制》一文为王安石所撰；《授刘纵秘书郎制》一文为白居易所撰；《授司勋员外郎谢宰相书》一文为杜牧《上周相公启》之节文。路成文《〈全唐文〉误收南宋人所作〈长芦崇福寺僧堂上梁文〉考》(《文献》2007年第4期)认为《全唐文》所收《长芦崇福寺僧堂上梁文》当为南宋人所撰。王若《〈全唐文〉误收一例》(《文献》1995年第2期)通过校阅《新唐书·贾至传》，认为《全唐文》卷四三二中所载《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疏》一文，作者当为贾至，而非《全唐文》所署李至。李建国《〈全唐文〉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文考》(《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考察隋唐之际作者在隋代所作之文，有助于解决《全唐文》的误收问题。沈文君、王培峰《唐太宗诗文伪误考辨》(《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辨明《全唐文(太宗部分)》与《唐太宗全集校注》、《全唐诗补编》误录太宗诗文20多篇，重出文10篇，残文4篇。陈冠明《全唐文李峤卷考辨厘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2合刊)将此卷重出、误入、遗漏等情况逐一进行考辨厘正。刘长东、庞礡《〈心师铭〉撰者考——全唐文订误一则》(《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据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七八《寺观》四所收《心师铭》，结合其他资料，考定此文为宋释辩才所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