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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我早期的那些作品，就会知道，我早期受疑古派的影响其实很深。后来美国的夏含夷(访谈者按，即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曾经当场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就说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读过《古史辨》，这是真的。我十三岁，正好上初中一年级，那一年我买了一本《古史辨》第三册，就是专门讲《周易》的那本。我看了之后，觉得特别有兴趣。后来，慢慢地，我就都买了。《古史辨》出到第七册，一共九本书，我都看过。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套书，特别受影响。 可是，从对发掘材料的整理开始，我越来越觉得它不对，跟它正好相反。所以，后来成立先秦史学会的时候，我就说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过去估价太低了，不合理。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比如有人说ABC这个词只见于这本书，别的书，同时代书都没有，那这就是假的。我说那十个手指头还不齐呢，对不对？十个手指头，这个手上有一个，那个没有，那这个手指头就没有了，你十个手指头最后一个也没有了，在逻辑上就是这样的。我是学逻辑学的，我知道这种判断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胡厚宣先生论证《尧典》里面的“四方风名”见于甲骨文，所以说《尧典》不能太晚。这一点很明显。那么，顾颉刚先生怎么说呢？顾先生说这个只能证明这一点，不能证明《尧典》里的其他部分。这就是“顾颉刚难题”。你听说过这个词吗？湖南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张京华，他刚开始在洛阳，后来在湖南科技大学。他就说这个是“顾颉刚难题”，因为很难把《尧典》每个字都论证得清清楚楚。我说这个根本就不对。后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都讲这个问题。今天的东西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一个文献能够全面证明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你现在找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总也有不符合的事儿。你自己写的回忆录，回忆你自己的事儿，也总有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所以要这么说起来，就没有任何的历史可以谈。可是如果我们能论证《尧典》里头有一个因素是特别古的，那么其他的部分，虽然我们不能全部论证清楚，但是，它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李颖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论证商王世系，从而推导出夏世系的可信，就是您说的这个道理吧？ 李学勤对，虽然不能完全认证，但是它真的可能性就更大。你要是能论证出几点，那它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如果不允许这样论证的话，就没有历史学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学哲学系，总是对我有好处。你不见得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得有理论的高度。你可能在考证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李颖您有一篇叫《古乐与文化史》的文章，其中提到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图版四有一个燕下都的楼阁形的器物，上面有一个女乐在弹奏乐器，像是在弹琵琶。过去认为琵琶传入中原是汉代的事儿，从这个图片来看，这件事儿就要重新认识了。我在80年代末读到您的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震撼。您说过要重写学术史，还要重新探讨古代文明。从这些事例来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的确估计得太低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化的事项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李学勤你提起的这篇文章，我想起来了，发表在《人民音乐》上，很早的。那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音乐研究所让我去做个演讲。那件东西现在还在，应该看得出来是个弦乐器，几根弦都能看得清楚。我直接看过那件东西。我写的时候，它还没发表呢。 李颖最后给您提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识读古文字是研究出土文献的基础。现在许多人关心出土文献，但是古文字知识不够。您是一个古文字学家，还写过《古文字初阶》这样的书，对于我们这种不是考古学出身的，不是古文字出身的文献研究者，能不能提一些建议。 李学勤这个不是建议问题，而是我们这个行当工作做得不够。因为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读古文字。你看，外国也是一样。你去外国的一个大书店，一定有一套丛书，Loeb丛书(访谈者按，即洛布古典丛书，英文全称为“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收的都是外国经典，希腊的啊，罗马的啊，都是原文和英文对照。买的人，读的人，除了专门学古典文学的人，他们也是读现代的译文。像清华简这类的材料，将来都应该译出来，至少都应该有详细的注。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提供资料。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古文字学家，这是不可能的。 李颖李先生，您工作这样忙，还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代表《文艺研究》杂志，也代表读者感谢您。 李学勤好的，也谢谢你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