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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淮阳是伏羲氏所都。1983年，您带着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姚小鸥、龚留柱、陈长琦、李玉洁等一群人去豫东进行考古田野调查时，在太昊陵考察过。当时您在太昊陵后面的蓍草园中仔细察看了传说中所说伏羲作八卦所用的蓍草。前几年，您在清华讲课时还回忆过这件事。八卦、伏羲氏和淮阳的关系，使我想起平粮台的那个《离卦》纺轮，是不是和伏羲氏有关？是不是伏羲氏作八卦的那个时代的遗物？ 李学勤平粮台那个纺轮没有可怀疑的。他们那个考古博物馆的馆长拿到我这儿来了。就坐在你们坐的这个位置。不过那时候放的不是这个沙发。 那个纺轮的年代比伏羲氏晚多了。也就距离现在四千年左右吧。我们今年发表的清华简第四辑，专门讲了这个数字卦的问题。 李颖《汉书·艺文志》所言“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除《周易》的经文历史外，还涉及《易传》作者及《易传》的形成过程。近代以来，对《易传》争议比较多。马王堆帛书中有关于《易传》的重要发现。您参加过马王堆帛书的整理，能不能就此谈谈《易传》的价值。 李学勤长时期以来，人们对《周易》的估计太低。过去有的人认为《周易》完全是一部算卦书，什么哲理也没有，代表是李镜池吧。这个说法我们是不相信的。我参加了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可当时我主要拼复了一些医书和阴阳五行类的书，包括《五十二病方》、《刑德》等。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整理，不是我的研究，是张政烺先生的工作。可是我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把《周易》很好地研究一遍，从考古的、古文字的角度去研究。我的《周易溯源》就是从这零碎方面凑起来出的一本书。 李颖可是我们看到，《周易溯源》所使用的传世文献材料除《周易》经传本身外，还有《尚书》、《周礼》、《左传》、《国语》、《论语》、《礼记·乐记》、《荀子》、《韩诗外传》、《淮南子》，乃至《汉书》及汉代的纬书。出土文献材料从殷周甲骨、金文、陶文以及各种简册文献如上博简、王家台简到双古堆简。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您多有发现。可以说这本书是二重证据法应用的典范。请您就此谈一谈。 李学勤前面我们说过，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此前研究文献年代，只有以文献证文献。近代以来，由于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进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材料则提供了书籍之外的新的客观依据。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材料公布后，我先后写了一批文章，对《周易》及其研究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周易溯源》这本书主要内容的由来。 五、考古材料、哲学思维与走出疑古时代 李颖您进入清华读的是哲学系。当年，金岳霖先生在课堂上还说您具有哲学思维。后来您跟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我们想知道哲学背景对于您现在从事历史研究、考古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学勤你怎么知道金先生对我的评价？这个很少人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说过这个事儿！金先生有个论点，他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学哲学的。这是他的看法，他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有这个评价。 说到我在清华念哲学系，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特别喜欢符号性的东西。我学甲骨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在我看起来，甲骨也是符号。越看不懂，我越觉得有意思。这就是兴趣。后来，学生们问我，我就常常对他们讲，如果你想做学问，不管是工科、理科、文科，没有兴趣不行。没有兴趣一定不能创造。凡是真正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的。 我为什么到清华来读书，就是因为当时我读一些数理逻辑的书。数理逻辑书里头，全是符号，没有几句话，没有几个字。(笑)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觉得特别好玩。那是十几岁小孩子的思想。甲骨文也是一样，看着一些符号，不容易懂，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就学甲骨文(笑)。当时我读金岳霖先生的《逻辑》那本书。那时候是中国唯一的一本逻辑的专书。里面介绍了现代的数理逻辑，一个新的逻辑系统。这本书的第四章，就是符号，没什么文字。我能看懂，今天还可以画。这就是我到这儿(访谈者按，指清华大学)来学习的原因。那时候也是联考。清华、北大、燕京，我就填的清华。 李颖您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影响很大。记得您说过，“疑古”主要是对古书的怀疑，而不是对古代史的怀疑。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古书的性质，对古书反映的古代历史的认识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您能不能从出土文献的角度，讲一讲“走出疑古时代”的问题。 李学勤我并没有看重“走出疑古时代”这几个字。北大那时候组织了一个论坛。由当时北大的一些年轻的学者，像复旦的葛兆光，像陈来，还有李零，这样的一拨人来做。我去做演讲，提出来了这个看法。因为1972年银雀山简出土，解决了《孙膑兵法》的存在问题。这是疑古派从来不承认的，特别是日本人。现在出土的简里面有孙武，那这是怎么回事？过去说孙武、孙膑只有一部书，没有两部书。我们出土的银雀山就是两部书。明明确确是两部。而且有《吴问》篇，孙武和吴王的问答是有的。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