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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众缺失后的书写弥补 我们采访到的传承人，有个别的还居住在乡村，大多数都居住在城镇，高楼远隔了民族聚居的社区，散落的分布使得以往的那种“讲古”氛围不复存在，听众也多转变成了研究人员、学者，还有那些先进的录音录像设备。虽然杨久清老人在家中专门辟了一间“民话馆”，但是以往民众对故事的日常需求已经不复存在了。进入校园给学生讲故事，在家中为慕名而来的研究人员讲述似乎成了常态。 听众的缺失使得这些老人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热爱，及对本民族文化的执著。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变化。现在满语和满文并非满族日常主要交流语言，但是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有一些立志于传承满族文化的年轻人开始用新学的媒介(语言和文字)来传承说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宋熙东和王朔。吉林省社科院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学习满语也成为常态。满语、满文、汉文、印刷文本，更为丰富的电子媒介，还有其他方式都会促进满族说部这一文类焕发青春，保持传承活态。 而录音机的使用就更为普遍，很多有志于学习《亚鲁王》的人都出外打工了，他们多半选择听磁带的方式来学习。杨光东有四个徒弟，还未出师，却常年在外打工。岑万兴说：“出去打工的时候，没有机会向两位师傅请教，我拿录音机把两段念词(‘杨鲁祈’和送老人去到家族中先前过世亡人的所在处)录了音，带在身边，经常复习。”[18]岑万兴“带的学生有空的时候跟着录音学，放录音机学习唱词。”韦正荣在外打工时，用磁带把亚鲁录好后，带回去学。 我们可在网络上搜到大量关于杨久清老人讲故事的视频资料，这种传播方式更易为年轻人接受。 而搜集整理者的介入也改变了传承方式，《亚鲁王》搜集整理工作组分三次对陈兴华录了音，第一次、第二次是参与其主持的葬礼，并全程录音，第三次就是将其请到文化馆进行室内录音。虽然第三次他边唱边梳理唱诵了三天，但绝大部分诗行唱诵的内容已经无法表达了。如搜集者拜老摩公为师，“杨光东知书达理，理解搜集整理者的心情，懂得其记录翻译成书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不讲究传授场合是否符合传统的传教要求，竭力配合，反复地回忆、梳理唱诵内容，一句史诗反复唱诵若干次，并耐心解说……十三天后，搜集整理者完成了对杨光东唱诵的记录及翻译整理。”[19] “书写型”传承人不仅掌握着口语文学，也掌握着书写文学，他们将之统和在一起，或讲述或记录。记录下来的有其所听所讲，或搜集、整理、创编所得。他们身在传统中，既继承传统，又反映传统，又对传统有进一步的阐释;他们是传统的承载者，又是传统的创作者。在纸质、电子媒介发展迅速的今天，“书写型”传承人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