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介下的书写型传承人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虽然有的已渐趋濒危，但是在大多数民族中，本民族语言仍然是民众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有民族文字的还保留了大量的民族文字历史文献资料。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文化的影响大小、早晚各不相同，在与汉族长期共处、杂居的状态下，很多少数民族掌握了汉语。 通过对传承人的调研我们发现，书写能力的掌握主要与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富育光、赵东升、何钧佑都上过大学，何钧佑还曾问学东瀛，懂日语和俄语;陈兴华虽然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但他15岁到21岁期间，在寨子里的“扫盲夜校班”当了教员，杨久清是千则故事家，在家里开了“民话馆”讲述故事。虽然熟练程度因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他们都能自己书写。何钧佑老人讲述的故事在被大量采录之前，老人将故事书写下来，并配以插图，已经写了几大本;杨久清老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经常作诗、写故事，自己整理讲述的故事;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手抄本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满族说部因历史原因，大都保留了手抄本。 笔者认为，书写型传承人以书写作为其传承方式，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紧迫性;其二是听众缺失后的书写弥补。 1、 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紧迫性 虽然，这四个传统都已在21世纪初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传承情况除《亚鲁王》外并不乐观。即便如此，“文革”后陈兴华还是意识到了史诗的濒危。之后若干年间，陈兴华在工作之余，用汉字记录苗族语音的方法四处走访年老的东郎，认真笔记，不断丰富自己的唱诵内容。 何钧佑老人居住在沈阳市于洪区东甸子村，与他人往来较少，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对锡伯族文化的独特体认使他在退休后的多年间过着不看电视，没有网络的生活，每天的重心就是在简陋的炕桌上将幼时听到的故事书写下来。由何钧佑高祖父以锡伯文字记述的反映锡伯族先民鲜卑人部落时代生活的“喜利妈妈传奇”、“慈势得本救母”、“勃合大神传奇”、“马神海尔堪传奇”等故事，在何钧佑家族中已经传承了数代，连同何钧佑伯父传承下来的讲述锡伯族民间医圣、大萨满黄柯的传奇故事“黄柯与神袋子”等，每部作品都长达十几万字，堪称我国北方民族口承文学中的珍品。何钧佑讲述的这些故事在新疆查布查尔地区锡伯族民间几乎都有流传，如“喜利妈妈西征传奇”以及“马神海尔堪传奇”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都与新疆查布查尔地区锡伯族流传的此类故事大体相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这些故事，其完整与清晰程度已经远不如何钧佑家族保存下来的这些故事文本了。 满族说部传承人多已年逾古稀，能够口头讲述者寥寥无几，其他传承人以文本传承为主。已去世的传承人居多数，他们掌握的说部有的在20世纪后期被记录整理出来，有的只留下片段，如关墨卿讲述的《绿罗秀演义》(残本)，有的留下了手抄本资料。而像马亚川写出的女真故事就是手抄本《女真谱评》中的故事，傅英仁留下的《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东海窝集传》都保留了大量的手抄本。富育光掌握的说部有的是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如父亲富希陆继承了祖辈传承的说部其母富察美容家中传承的《飞啸三巧传奇》、其父家传之《东海沉冤录》和《萨大人传》;有的是搜集记录的，如《乌布西奔妈妈》;有的是他经过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与史料甄别，并讲述的。但无一例外的我们都能看到富育光自己书写记录下来的手抄本。当时没有录音、录像等设备，记录的手抄本在“文革”时被毁，能留下来的就是“文革”后富希陆断断续续地根据记忆整理的内容。 这一切的支撑就是他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强烈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那些儿时的记忆，那些断断续续的内容不会形成今天的长篇巨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