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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到的满族、锡伯族、苗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现在满语已经不再是满族日常交流用语，除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满族村有一部分老人精通满语外，绝大部分满族人已不通满语，亦不识满文[10]。锡伯语在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的锡伯族中保留得非常好，40岁以上的民众大多能较为熟练地阅读和书写锡伯文[11]，其他地区的锡伯族只能掌握汉语。回族[12]基本上都使用汉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苗语可以分为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大方言，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族文字，建国前传教士创制了老苗文[13]，建国后有新苗文[14]。 因为语言、文字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这四个口头传统的发展并不均衡： 就满族说部这一研究对象而言，口语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满族说部原生口语文化传承时代;自从满文发明以后，用满语交流、满文记录本民族内部的文化变成主流;而满族一统中原以后，学习汉文化，用汉语交流也渐成趋势。满族在其发迹的东北保留了较多的满语日常交流，在北京虽有很多满族文化的印记，满语仅以其汉化的形式保留在日常的语言中，与汉语交融在一起了。印刷术的发明，对汉文化的大量翻译、刻印使汉文化的传播在满族中占了一定的地位，彼时满语文化的传承采用了手抄本、记录本的形式。在满族统治时期，满语文化呈现渐趋衰微的状况，虽然清朝统治者对满语骑射的要求希望能保持下来，但是大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期间，大的政治活动对文化的影响尤为巨大，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的变革辐射到全国，自然也改变了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首先，满语不再是日常交际的主要媒介，满文更趋于衰微;其次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敢不愿承认自己为满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针对的是满族上层统治者，但受波及最深的还是下层满族民众。在辛亥鼎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日伪时期，满族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多半是那些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地方文化精英的族众。大量的手抄本的流通，在口头的传播为建国后满族文化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在史料上，锡伯族被称为满族的索伦部，其语言文字都与满语、满文相似，深受锡伯族民众喜爱的《三国演义》也是从满文翻译过来的。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锡伯族西迁是历史性的大事件，从此锡伯族分别居住在新疆和东北。二百多年过去了，居住在新疆和东北的锡伯族深受周边族群文化的影响，保留的文化传统也有较大差异。在察布查尔，锡伯族民众保留了大量锡伯文手抄本，熟练掌握书写是他们的特点。在东北的锡伯族日常交流的语言和文字皆为汉语。 苗族《亚鲁王》主要流传地在贵州麻山地区，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亚鲁王》主要以苗语传承。 从某种角度来说，史诗《亚鲁王》和回族民间故事除仍以口耳相传为主，满族说部、何钧佑讲述的“锡伯族民间长篇故事”借用了录音等设备，并辅以书写。 我们发现，手抄本开始出现在清朝中晚期，主要有三种形式：用民族语书写的手抄本;用民族语与汉语同时书写的手抄本，如满汉合璧，苗汉同时出现;用汉语书写的手抄本，还包括用汉语记音的文本。 用民族语书写的手抄本数量不多，我们见到的资料如最早被翻译为满文的汉族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刘皇叔招亲》、《薛仁贵征东》、《武松打虎》，还有在东北少数民族中流传甚广的《尼山萨满》的满文手抄本。满族说部中的“窝车库乌勒本”[15]、《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就有满文、满汉合璧、汉语记音的手抄本，有的已经遗失。而用汉语记录的手抄本是大量存在的，其来源不一。宁安十二部族的原始神话和《两代罕王传》、《萨布素将军》、《红罗女三打契丹》等，在当地满洲族人中也都早有汉语文传抄，其所涉及地域十分广阔，而且不乏北方民族历史大迁徙中的“携来之物”[16]。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据说是从晚清秀才傅延华那里得到的，后散佚;傅英仁承袭的《南北罕王传》原为满清宫廷讲述本;还有他传承的《萨布素将军传》，就是同治初年的富察氏家传本。还有传承人自己撰写的手抄本，如关墨卿所写的《萨布素外传》、《比剑联姻》、《绿罗秀演义》(残本);傅英仁所写的《东海窝集传》、《金世宗走国》;马亚川先后整理出了《女真原始神话》、《完颜部的兴起》、《阿骨打的传说》、《康熙皇帝的传说》等多部故事，共1200多则，计有380余万字。 苗族《亚鲁王》的手抄本有两种形式，“手抄本用汉译或汉字记录苗音两种方法综合使用，因为苗音与汉语语音差异大，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常常连记录者本人都难以顺利辨认。这种记录本不记述全文，以记录人名、地名和主题次序为主，确实起到防止遗忘的预期作用。宗地乡德昭村廖姓家族中传有一本竖体书写的手抄记录本，纸质薄而脆，据说是清朝时期的写本。”[17] 虽然锡伯族中有大量用锡伯语书写的手抄本，但是何钧佑老人已不懂锡伯的语言文字，他将大量的故事记录书写下来，有厚厚的几大本，后来由辽宁大学文学院的师生与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录音整理出版。杨久清老人的情况相似，不过老人讲述的故事还未出版。 手抄本是民众掌握了书写这一媒介后的产物，手抄本文化在各民族中广为流行，“书写型”传承人的出现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