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补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56 《中国语文》 杨永龙 参加讨论
Sound Change and Construction Clipping:On the Negative Imperative "bie(别)" and Its Development Pathway 作 者：杨永龙 作者简介：杨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原发信息：《中国语文》(京)2017年第20176期 内容提要：“别”是明清以来北方汉语中常见的表禁止的否定副词。对“别”的来源和产生途径以往有多种看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历史语料和语音变化，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补充性解释，认为“别”的产生途径可能是“不要”变音为“别要”，然后省缩为“别”。其完整过程经历三个阶段：（1）词汇化：从“不”“要”连用，词汇化为表禁止的“不要”；（Ⅱ）词音变化：“不要”变读为“别要”（“别-”是“不-”的变音）；（Ⅲ）省缩：“别要”省缩为“别”。 关 键 词：禁止副词/别/不要/词音变化/构式省缩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14ZDB092）资助。 1.前贤研究述评 “别”是北方汉语重要的表示禁止的否定副词，大约出现于明代。那么，“别”的来源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对此汉语学界一直都很关注，许多名家宿儒曾提出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六种：其一，“不要”合音说（吕叔湘，1944/1951：280；高名凯，1948：646；江蓝生，1991；冯春田、王群，2006）。其二，指别代词引申说（太田辰夫，1958/2003：279）。其三，蒙古语借词说（卜师霞，2002）。其四，“不必”合音说（李焱、孟繁杰，2007）。其五，源于否定副词“别”（钟兆华，2011：48）。其六，源于“弗”“勿”（蒋冀骋，2016）。 “不要”合音说目前影响最大。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1933年出版的《沧县志》的“合声之转”：“‘别’即‘不要’二字合声之转。‘不要’合读为‘包’，‘包’之入声为‘别’。”（转引自江蓝生，1991）能把“别”的来源与“不要”联系起来，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包”怎么转为入声的，《沧县志》语焉不详。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中卷）明确指出：“‘不要’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了原义，干脆成了禁止词。到了‘不要’二字合音成‘别’（北平）的时期，那就和‘休’‘莫’等单词没有什么两样了。”（吕叔湘，1944/1951：280）高名凯（1948：646）也明确指出“‘别’就是‘不要’的合音，所谓长言短言之别。长言之为‘不要’，短言之为‘别’”。王力（1947/1954：315-316）对合音说提出怀疑：“普通总以为‘别’是‘不要’的合音，但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不’和‘要’的合音该是biao，不该是bie。所以‘别’的来源还是尚待考证的。”王先生在注中说：“苏州话的‘覅’（fiao）才真的是‘勿要’的合音。” 江蓝生（1991）通过古代文献的梳理、现代方言的验证，对“不要”合音为“别”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江先生指出：“从pu+iεu到piεu是第一变化；piεu在快读时韵尾-u变得很弱，以至于脱落，于是又从piεu→pie，这是第二变化。”江先生通过大量文献的考察观察到，“别”最早见于元曲，明代《金瓶梅》和清初《醒世姻缘传》大量出现，但是《金瓶梅》中“别”仅两见，而“别要”三十一例，《醒世姻缘传》中“别”例渐多但仍然是“别要”更常见，到了清中叶以后“别”单用占优势。对于早期“别要”多于“别”的现象，江先生的解释是：“‘别要’很可能是在‘不要’合音发生第一变化（piεu）之后继而发生的另一种第二变化，即（1）piεu脱落韵尾变为pie；（2）piεu被重新分解组合为piε+iεu。”即：  无论对语言事实的挖掘还是对演变过程的解释，江先生的研究都大大推进了一步。冯春田、王群（2006）在此基础上把表示揣测的“别要”“别要是”“别是”以及连词性的“别要说”“别说”联系起来，注意到它们都跟“不要”有语源关系，从而进一步证实“别”确实与“不要”有关。在音变分析上冯先生等与江先生的分析一脉相承，认为：“别”是“不要”的不完全合音式，“别要”则是前一音节混成后、原式下字音仍然复原的新旧嫁接形式。 虽然合音说要克服两个障碍，其一是“不要”合音与“别”韵尾差别大，其二是“别”产生的早期“别要”多见，“别”少见，后来“别”才越来越多并逐渐取代“别要”，但是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合音说的论证最为充分，也与当时的语言事实最为契合。其他五种看法多有疑问，或有待进一步论证。首先看指别代词引申说，太田辰夫（1958/2003：279）说：“有人认为它是‘不要’的简缩形式，但这是不正确的。它也可以说成‘别要’，恐怕是从本来意义的‘别（另外）’引申而来，成为委婉的禁止意义。”但是从“另外”意义的指别词到禁止词中间有较大距离，其间的过程既要有语料支撑也要有充分的论证。再看蒙古语借词说，卜师霞（2002）认为：蒙古语中表示禁止用bitgi，与汉语的“别”读音相近，“‘别’极有可能是来源于蒙古语的借词”。但是《元朝秘史》反映的中古蒙古语禁止词是用汉字“不”音译，用“休”意译，现代蒙古语的禁止词仍然还用buu，现代达斡尔语的禁止词也是buu①；而且在元明时期的《元典章》、元代白话碑、《元朝秘史》等受到阿尔泰语影响的文献中都没有见到禁止词“别”。李焱、孟繁杰（2007）提出“别”是“不必”的合音，但是在“别”产生的时代，“不必”表示禁止的使用频率不高。钟兆华（2011：48）认为“别”很早就用作否定词，相当于“不”“没”，由此生发出禁止语气。但是例证颇有疑问，如所举最早的否定例《抱朴子·内篇》：“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其中的“别”并不能排除“另外”的意思。蒋冀骋（2016）认为“别”来源于“勿”，同时注意到章太炎《新方言》已指出“别”来自“弗”。“别”与“勿”语法功能相同，语音上也有关系，但是“别”主要用于明清以后的北方甚至北京口语，与“勿”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有不少距离。 如此看来，“别”的来源和产生途径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本文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尤其是江蓝生（1991）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历史语言材料和语音变化，略加修补，尝试提出新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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