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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时代形式文化论前程展望 本文所谈的这些问题，中国学界并非没有争议，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示各种不同意见。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形式文化论并不是万灵药丹，并不能回答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所有问题。而且，哪怕此种途径能提供一得之见，它也不能代替其他学派的见解。一部作品就是一个世界，有必要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 从数量上看，符号学在中国迅速兴起，已成确定的事实，中国目前产生的符号学论文与专著，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国际符号学学界也日益注意到这个正在发生的局面，世界符号学的重心正在向东方迁移(30)，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解决一个问题，即把数量优势变成质量优势，把“中国的符号学”变成“中国符号学”。这问题真正做起来会有不少困难。除了在翻译和英文写作上必须下苦功夫，纵观这个学科40年来取得的成就，以下几个地方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努力。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从上文的扫描可以发现，很多作者只有一本专著，往往改写自博士论文，而此后就多年没有第二部著作。这不是因为他们忽然对学术失去了兴趣，或是不愿意深入下功夫。相当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我国高校的现有研究评价体制，只算论文，不算著作，不鼓励学者作大范围的系统思考。在教学中，大部分青年教师，不得不教“概论性课程”，很少有机会就自己的专门方向开课，课程往往无特色。其实中国大学教师队伍庞大，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上可以有自己的方向，不然怎么能成长为专家？ 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学科划分，基本沿袭50年代的做法，例如至今没有“文化研究”。据说这科目“太新”，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不过”20多年。符号学是一种形式文化论，文化研究是符号学的主要用武之地。目前符号学者，分散在哲学、传播学、广告学、影视研究、比较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许多学科中。适应性强本来是符号学优势所在，但在高校的固定学科设置中，经常落入无所归属的困境。 符号学的专业刊物太少，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刊物之多，本是世界之最，但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体制，大部分“学报”包揽全部文科。各科能分配到的篇幅太少，必然多守成之作，论文很少“跨学科”。一旦编辑自认为“不懂”，符号学文章只能是偶然刊登的题目。至今中国有4个符号学刊物，其中却有3个是英语刊物：苏州大学出版的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Chinese Semiotics，四川大学出版的Signs & Media。只有四川大学出版的《符号与传媒》，是兼发英语论文的中文刊物。大部分符号学的交流活动，不得不集中到网络上，例如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办多年的“符号学论坛”。 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全国开了近30次符号学会议，4个符号学学会基本上都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集会。2002年武汉大学举行“第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2003年四川大学举行“比较符号学讨论会”，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国际符号学研讨会，2004年在里昂举行了“中西比较符号学圆桌会议”，2005年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国际讨论会”，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全国语言逻辑与符号学叙述会议暨庆贺李先焜教授80华诞学术讨论会”，等等。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本来是同行面对面切磋的挑战应战之作，但会议论文在高校体制中不被算作学术成果，大部分学术会议没有留下论文集，非常可惜。 不过中国的符号学学术资源丰富，这些局部性问题，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符号学迄今已经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1988年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笔者作了符号学运动现状的报告，只能介绍国外的发展(31)；1994年苟志效总结了“中国符号学5年的发展”(32)，2003年王铭玉、宋尧总结了“中国符号学20年”(33)，那时中国符号学发展已有诸多成绩可以总结。中国符号学已经站住了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化的飞速发展，需要这种研究。 最近30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超高速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以数字技术为推动力的“高度符号化时代”。由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的消费，符号生产也在迅速超过物质商品的生产。所谓第三产业(服务)、第四产业(信息)，产品的意义成分越来越超过物的成分。社会经济演变之快，远超出学术能够跟上的速度，但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学界有义务跟上局势。 的确，我们对人类意义世界巨变的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当代社会的“超接触性”符号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和争辩。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造成的新的全球格局，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对抗中，对“意义权力”的争夺，渐渐超过对其他控制权的争夺。无论我们关心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还是只想弄懂个人生活的幸福苦恼，不了解形式文化理论，我们就难以总结过去，眛于看懂现在，更不可能把握将来。 符号学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其实践，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课题，无论是电子媒介的文本形式，还是网络时代的营销特征，还是人工智能造成的文化剧变，都没有现成答案。中国符号学界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这些难题，做出对得起新时代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