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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国叙述学的兴起 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符号文本，叙述学(28)研究的是其中包含情节的文本，从学理上说，叙述学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叙述学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符号研究，一旦包含情节，文本就必须采用一系列特殊的形式，因此这门学科被视为相对独立。不过无论中外，许多符号学家兼为叙述学家，二者重叠面的确太宽。 在诸多形式论学科中，叙述学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对象比较清晰，那就是“讲故事的符号文本之形式规律”。作为一个学科，叙述学各潮流固然也是一波波推进，许多概念也是一再刷新，但新解只是改进旧说。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哪怕来自结构主义，甚至更早，也没有被后结构主义洪水冲刷掉，这与符号学的发展很不相同。 叙述学与符号学几乎有共同的起源——俄国形式主义者首先在叙述分析上做了一个辉煌的开局。他们对叙述的“法布拉”与“休热特”的区分(29)，是完全独立于索绪尔提出的，却暗合符号学的文本双轴构成思想；普罗普在千变万化的民间故事中总结出31种“功能”的搭配，情节本是内容问题，由此变为可以分析的形式。他们的成就直接激发了60年代叙述学作为学科在法国的诞生，写《十日谈语法》的托多罗夫，写《S/Z》的巴尔特，提出“符号叙述学”的格雷马斯，三卷本《时间与叙述》的作者利科，他们是叙述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却都是符号学家。 与俄法传统重在情节分析不同，英美(以及后来居上的德国)学界，比较倾向于叙述方式的分析。这个方向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长期留居英国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写出一系列构造有特色的小说，每书有长序，开小说形式研究的先河；20年代初英国一批学者写出第一批真正的叙述学著作，他们对“人物视角”问题特别重视，形成了叙述学的“修辞”派。布斯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使叙述学得到突破性的推进，此书提出的“隐含作者”与“反讽叙述”概念，至今是热烈争论的课题。 从80-90年代之后，叙述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后经典叙述学”据称是“后结构主义的”，基地主要在美国和德国。他们关心叙述的文化动力、性别意识形态、读者在叙述形成中的作用，也有人关心后现代先锋小说对叙述程式的种种突破，以及数字媒介时代各种新叙述样式的兴起。或许这个潮流最恰当的称呼是“多种叙述学”(narratologies)。 在中国，叙述学在80年代发展沉稳，没有像其他学派那样爆发式登场。1987年胡亚敏等人已经提出“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1989年张寅德编译的《叙述学研究》集中介绍了法国叙述学的主要论著；1990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出版“叙述学特刊”，集中发表了赵毅衡、申丹、黄梅、胡再明、微周等学者的系列长文，为叙述学拉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 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叙述学论著，包括胡亚敏的《叙事学》、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不久，就有许多论者，把叙述学与中国丰富的文论资源结合起来。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借鉴托多洛夫叙事理论，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叙事。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讨论晚清小说的叙述者身份演变，他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4)试图将叙述学与中国小说技巧传统接轨。傅修延《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1995)是总结中国小说“评点”理论的先行者，他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专门研究先秦典籍的叙述方式；他出版于2015年的《中国叙事学》重点讨论中国先民神话、青铜器皿，以及辞赋戏曲中的叙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2006)则脱离了西方叙述学的体系，从中国以历史为中心体裁的叙述传统出发，建立一个独立的传统。由于中国叙述文学的深厚底蕴，叙述学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开花，效果明显。 从新世纪开始，“后经典叙述学”波及中国学界。2002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申丹主编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影响很大。中国学者自己的突破同步而来，出现如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申丹、韩加明、王亚丽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申丹与王亚丽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2010)，张新军的《可能世界叙事学》(2011)，唐伟胜的《文本·语境·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2013)，以及尚必武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2013)。 很快，一系列中国学者独立的著作，应新媒介文化的潮流而生，如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2014)、赵宪章的《文体与图像》(2014)、方小莉的《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2016)。黄鸣奋的三卷本巨作《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2017)对互联网叙事学做出极有意义的探索，而且进入对叙述哲学的思考。傅修延领军的江西叙事学研究中心，则在陶瓷叙事、牌坊叙事、谶纬叙事、听觉叙事等“印刷文学之外”的众多方向做出另辟蹊径的贡献。 从叙述学近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叙述学的特点：既没有必要脱离世界潮流一心一意在故纸堆里自言自语，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跟着西方潮流在介绍上下功夫。中国学派可以在两个方向上突进：一是19世纪之前的中国叙事遗产，二是当今的中国走在世界前面的数字文化新体裁。站在这样的高处看世界，国外潮流就能为我所用，成为“武器库”的供应源头之一，但却是辅助性的源头。与其说中国学者加入了“后经典叙述学”潮流，不如说中国叙述学打开了一个全新方向，“中国人如何讲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