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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符号学 中文很多学科名来自日语，但“符号学”是中国称呼，日语至今作“记号学”。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坚持用“记号学”一词⑥，也有国内学者把符号称为“记号”⑦。“符号学”这一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赵元任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⑧他的意思是，不只在中国没人做过，而且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当时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论尚少有人知，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之一。 西方对符号学通用的定义是，“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此定义是用一个拉丁词源定义一个希腊词源词⑨。中文完全没有必要跟随西语转圈子，因为此定义翻译过来更是同词循环。笔者早就提出，符号学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关于意义的学说”，因为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语言学与哲学刊物中，出现过对符号学的最早介绍。五六十年代方光焘与高名凯等语言学家关于“语言/言语”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是在讨论符号学原理。1978年方昌杰翻译哲学家利科的文章，是改革开放后符号学一词第一次重现于中文(11)。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最早文章，是1980胡壮麟在《国外语言学》上发表的《语用学》一文(12)，不久就有岑麒祥、徐志明、徐思益等人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的论文。80年代早期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介绍索绪尔语言学。 1983年，金克木在《读书》第5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一文，是印象式的漫谈，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面对这个学科。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升温，国内学界对文化研究兴趣陡增，出现了一批最早的论文，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1985)，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1985)，胡妙胜《戏剧演出符号学导引》(1986)，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1986)，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1986)，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1986)，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1987)，曾大伟《试论符号学文论和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1987)，以及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1988)，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观情报载体》(1988)。符号学在中国一开始就呈现了大幅度跨学科特征，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奇，符号学的“可操作性”成为其最吸引人的特点。而且用在论先，此时总体说符号学的文字反而极少，像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1987)、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1988)，是凤毛麟角。 此时中国符号学界也开始出版专著，如1988年12月李先焜与陈宗明开始连载《符号学通俗讲座》；林岗于1986年出版的《符号·心理·文学》，是我国第一本符号学文学研究。接下来是何新1987年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他也许是提出从符号可以跨到文化的第一人；俞建章、叶舒宪1988年出版《符号：语言与艺术》，开始了中国的符号人类学研究；肖峰《从哲学看符号》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1989年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1990年出版了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80年代即将结束时，中国符号学界开始汇流。1988年初，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符号学界第一次集会“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 可见，80年代，符号学在中国已经相当繁荣，横跨多种学科，课题之多样、兴趣范围之广泛，令人惊奇。1988年，美国学者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讨论了27个国家的符号学研究，唯独没有提中国，他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符号学机构和研究活动”(13)，他的判断大谬，不过也说明中国符号学运动的独立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