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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符号学应用于文化研究各领域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这个误会来自两个方面：从国外来说，结构主义文学—符号学理论家如巴尔特、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在中国被翻译得最多；从国内来说，80年代的方法论热，首先从文学理论开始，当时文科大部分学科尚在起步，文学批评得风气之先。而90年代以来的符号学专著，从中可以看到符号学的重点已经转向艺术、传播、影视、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文化领域。以下例子只是择其要者，大量出色的研究无法一一提到。 文学作为符号学的传统阵地，并没有被放弃，但在文学研究中应用符号学的学者，一开始就是少数。周晓风继续坚持诗歌符号学研究，1995年出版了《现代诗歌符号美学》。此外还有巫汉祥《文艺符号学新论》(2002)、邓齐平《文字·生命·形式：符号学视野中的沈从文》(2004)。丁建新的《叙述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2007)分析的对象是英语童话，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2004)则从文学形式转向用符号学阐发文化权力关系。诗歌批评应用符号学比较多，形式分析比较适用于细读，例如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2015)，乔琦《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辩》(2015)则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解读了新诗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论争。 艺术学一向材料多、作品多，而缺乏贯穿的理论，因此艺术已经成为应用符号学最常见的学科。黄汉华《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2004)是国内最早的音乐符号学著作；陆正兰《歌词学》(2007)则用符号传播学研究当代流行歌曲；臧策2006年的文集《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用符号学研究摄影；张振华《第三丰碑：电影符号学综述》(1991)、张讴《电视符号与电视文化》(1994)，是中国符号学者在影视艺术方面的最早努力；袁立本《演出符号学导论》(2009)，马睿、吴迎君的《电影符号学教程》(2016)，胡一伟的《戏剧：演出的符号叙述学》(2018)则是符号学界在艺术方面的进一步开展。符号学在视觉艺术、建筑设计、公共艺术方面似乎很受欢迎，出现了戴志中等编著的《建筑创作构思解析——符号、象征、隐喻》(2006)、卢景同主编《形式语言及设计符号学》(2011)、李乐山《符号学与设计》(2015)等著作。段炼的《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2014)则把设计艺术的符号学讨论提到学理高度。 传播学往往以实践为主要导向，实际上是符号学最大的用武之地。传播研究领域与符号学的关系极其密切而复杂，甚至有学者(例如皮埃尔·吉罗)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实为同一个学科。的确，在全世界许多大学中，符号学与传播学合为一个系。不少国内传播学者赞同菲斯克的二分法，即将传播学分成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余志鸿《传播符号学》(2007)，是这方面的早期工作。陈力丹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结合上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传播学是什么》(2007年)以及与闫伊默合著的《传播学纲要》(2007)。近年来，胡易容的《传播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1)、冯月季的《传播符号学教程》(2016)、赵星植的《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2017)都参与了为传播符号学这个新学科打基础的工作，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 新闻是任何传播学理论首先必须付诸实践的场所。1999年刘智的《新闻文化与符号》看来是符号学与传播学应用于新闻的最早努力，崔林《电视新闻语言：模式·符号·叙事》(2009)、李玮的《新闻符号学》(2014)则试图总结这一课题上的成果。 广告与品牌研究，是当代文化无法避开的大题目，也是传播学各科目中最迫切需要符号学支持的学科。1997年吴文虎的《广告的符号世界》应当是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中的最早尝试。2003年李思屈出版了《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提出了中国学者独特的广告分析模式。近年来李思屈继续把符号研究推向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心理》。饶广祥的《广告符号学》(2014)与《广告符号学教程》(2015)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成一个清晰的体系。 社会符号学则是对符号学最切实的挑战：社会问题往往非常具体，看起来与符号学的抽象方式难以相容。但是社会问题也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做统计，符号学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一种宏观的理解方式。苟志效与陈创生合著的《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2003)、张碧的《社会文化符号学》(2014)对社会符号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卢德平的《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2007)则深入当代青年文化。数字社会的文化变异迅疾，提出了许多紧迫的课题，闫文君《名人：传播符号学研究》(2018)与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2018)穿透当今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其社会动力。当今文化中最特殊也最难处理的课题，可能是电子游戏，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2014)开辟了新阵地，让我们对符号叙述学的研究方法信心倍增。 一旦讨论到“半文科”的一些科目，如经济、营销、法律、逻辑、计算语言，甚至生物、生理，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意义过程，只是用符号学来进行解读，困难更大一些。很多作者集中讨论它们与文化有关的方面，例如从生物符号学进入生态符号学。符号学能否让科学技术文化化，能否取得发人深思的效果，这个前景让人兴奋与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