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形式讨论出发，探讨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运作，这是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者乐于使用的学理途径。符号学是形式论发展到今日的主要形态，符号学在中国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符号思想遗产。自从现代形式论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迅速将这种理论与中国思想遗产结合，在4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符号学的中国学派正在形成。中国符号学摆脱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系统观，转而以皮尔斯原理为基础，吸取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成果，在中国符号思想基础上，重新定义并改造了符号学。符号学不仅研究当代文化的各种表现与剧烈演变，并且开始把符号学从方法论推进为对人的意义存在之思考。 关 键 词：形式文化论/符号学/叙事学/意义论/符号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专项成果。 作者简介：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一 关于形式文化论 形式文化论，是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方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广泛用于理解中国文艺和文化的多元方法之一。符号学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学科，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成为形式文化论的集大成者。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传送、理解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符号学专注于文本形式与文化的意义联系，以此为讨论的核心线索。 形式文化论，即是从文本的形式上手，讨论文学艺术的文化意义，讨论产生作品的社会机制或历史进程①。不少人惯常对“形式”一词作贬义理解，对形式文化论也误解争议较多。争议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说关注形式等于忽视内容，但形式文化论讨论形式，目的是穿透形式看到背后的文化动力和历史进程；二是说符号学是西方批评方法，但他们忘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释世间万事的符号体系，阴阳五行说是贯穿整个文化的哲理，先秦诸子、佛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巨量的符号思想遗产。中国学界很早就把这些遗产作为研究重点，多年来研究成果已成体系。 广义的形式研究，可以包括风格学、文体学、修辞学、叙述学等，中国古典文论一再讨论的比兴、意境、气韵、兴象、体性、风骨，都是文学艺术的形式规律。今日的西方符号学者不遗余力追溯欧洲古典与中世纪思想遗产②，当今中国学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传统这个富矿宝库。建立中国学派的任务，必须靠三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一是理解并讲解我们的祖先说了什么，二是了解并明白当代世界学界做了什么，三是找到并坚持我们自己在当代学术中的独特声音。前二者不能取消替代第三条，毕竟我们是当代中国学者。 那么能否不从形式来讨论作品？能否从作品情节内容来“直接”讨论社会文化？当然可以，实际上不涉及形式分析的批评，在批评中占了绝大多数。从形式着手，并非唯一路径，也并非高人一等，而只是一种可用的路子。也就是说，形式文化论是多元方法之一，毕竟形式是每一种文化产品必定有的形成方式。诚如傅修延所言：“人们只顾天马行空般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对自己学科的立足点却不屑关注。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独属于自己的范畴概念，没有形式论作为基础，学界连相互交流的常规话语都不具备。”③ 文学艺术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有形式技巧上的讲究，形式论就是文学艺术的“工匠精神”，就是暂时悬搁(而不是取消或排除)关于文学的各种大哉之问，先追究形式，然后看形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规律。历史上的确有说过头让人诟病的“绝对”形式论(例如维姆赛特1946年的论文《意图谬见》④)，的确有学者埋头分析形式，而未能抬头看到广阔的文化背景。当代学界庞大，术有分工，个别人一头钻进特殊课题并不奇怪。但本文将会证明，大部分符号学者看到形式背后的社会动因。本文的目的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符号学如何在中国推进发展，总结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学者在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既看到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忽视不尽如人意之处。 与一系列现代理论一样，形式文化论是20世纪初突然爆发的，而且是在不同国家里用不同语言写作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发起的：艾略特不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可能只有瑞恰慈处于当时欧美文化中心的剑桥大学，了解一点各国正在发生的事⑤。这些学派的出现，是文化界受现代性压力后自然的走向。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文学艺术创作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流派大爆发，创作走在理论之前，迫使文艺理论做出大改变；那个时代也见证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突破，使得各学科都感到“物理学钦羡”(physics envy)，尤其是一切现象都可以靠数学推进，使各科学者都自觉地寻找对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寻找世界万象背后的底蕴。要指出文化研究与科学不同，不可能共享同一种分析模式，这并不难，但要人文学者完全拒绝这种诱惑，恐怕不容易。这是我们回顾形式论兴起时不能不考虑的文化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