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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0年代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纠缠及其突破 80年代的符号学，一个重大特点是与结构主义混杂在一起，两者不分。中国学界在80年代基本上把结构主义当作符号学的同义词。此种混淆妨碍了符号学在中国的展开，到后来变成符号学界不得不花力气摆脱的一个纠缠。这是70年代世界符号学运动的共同特点，只不过中国符号学认识到必须区分时，时间稍微滞后了一点。 照理说结构主义是思潮，符号学是学科，二者不应当混淆。实际上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式符号学的基本原理的确相通，可以说结构主义是早期符号学采取的第一个哲学形态。但是结构主义范围比符号学大得多，结构主义领袖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拉康、戈尔德曼等人，并非符号学家。当时中文刊物发表的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数量远多于符号学。1980年，袁可嘉、王泰来等人开始相当系统地介绍结构主义。1981年，李幼蒸发表《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辨析》一文，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运动的两个不同名称(14)。霍克斯出版于1977年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87年被译成中文出版(15)，此书通俗易懂。佛克马与易布思1977年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6)，几乎半本书介绍结构主义，很受欢迎。这几本书的中译本比原作滞后了10年，六七十年代在西方、80年代在中国，结构主义的确覆盖了符号学。 1984年，正当符号学在中国兴起，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大声疾呼，要求推行一个澄清运动：霍克斯说“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围相同’……这种对事实真相的误解大错特错。”(17)可见在80年代的西方，这种混淆也依然是个大问题。符号学长期搭载在结构主义的车上，对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很不利，从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纪，一些重要著作在结构主义名下讨论符号学。可以举几本影响最大的书：叶舒宪1988年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实际上讨论的是符号神话学；王岳川1999年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08年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都有一节“结构主义符号学”；陈厚诚、王宁主编的重要参考书《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2000)，其中没有符号学，却有结构主义；朱立元、李钧主编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2002)，下卷开场即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 可能是因为文献的中译比较齐备，在90年代，甚至新世纪初，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时，索绪尔思想依然是主要内容，例如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2004)、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2005)。至今中国论者已经在细究西文“第一手材料”，例如屠友祥的《索绪尔手稿初检》(18)。我国西学界往往有大而化之不追求细节的毛病，似乎西学是客学，有用拿来即可，不必如中国古典那样锱铢必较地考证源头，屠友祥的工作则是一个良好开端，把外来学问当作家事，是学术大国应有的气度风范。此外，雅克布森的主导论描述了形式推动文学史演变的规律，巴尔特用符号升级追寻意识形态分析，卡西尔及朗格的符号艺术学，均大处着眼，在中国影响深远。 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皮尔斯模式虽有米德、莫里斯等人发展，在西方一直受到冷落，而在中国，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详细讨论了皮尔斯的意义三分理论，以及瑞恰慈的语义学。钱锺书进一步指出，现代符号学三分“表达意旨”(semiosis)早在墨子(《小取》《经说》)、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陆贽(《翰苑集》)那里都已论及(19)。 到70年代，西比奥克、埃科等人用皮尔斯理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使之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此种模式综合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为范型。出发点的变化，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符号意义的三分原则打开封闭系统，向无限衍义开放。 有些西方学者在形式分析与文化批评之间成功搭桥，给中国学界以重要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提出“美学形式”论，认为文本的形式可以导致群众的“新感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激发革命精神。英国的威廉斯则是从文化研究反过来关注形式，他的许多著作，例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20)，说明形式问题一直在文化研究视野之中。另一位伯明翰学派的领袖霍尔，在中国影响更大，主要是因为他主编的教科书《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21)造成的震动。所谓“表征”，就是带有文化权力的符号再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形式到文化的跨越分析。布尔迪厄讨论了“文学场”中符号资本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相互转换关系，即符号因素与社会权力的互相渗透(22)。波德里亚对当今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文化批判，几乎完全在对商品符号的分析中展开(23)。 在现当代东欧符号学文化学家中，巴赫金和洛特曼可能对中国当代文论起了最大影响，他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都显示了从形式到文化的通衢大道。他们与中国当代批评界渊源较深，有其特殊原因：巴赫金是苏联理论家，洛特曼是爱沙尼亚人。他们在中国的名声和研习者数量，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