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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需指出两点： 其一，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无论哪个学科对事实的考察和挖掘当然很重要，但这毕竟只是研究的基础，还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考察、挖掘所得的事实及观察到的内在规律做出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而且升华为理论，能用这些原则、理论来解释更多的事实，从而使学科得以自立，得以发展。苹果往地下掉，月亮圆缺会影响潮汐，星际间有神秘的引力，这都是客观事实，注意到了不等于就是科学研究了。牛顿在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的指导下，对这些众多的事实进行了研究，升华为理论，从而诞生了“牛顿定律”，引发了物理学的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物理学，使物理科学成为18世纪的显学。化学方面，虽然1870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就根据各化学元素原子量之大小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并制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使化学成为有系统而且简易的科学，但一直得不到当时科学界的认可。当时科学界为物理学所主宰，他们将化学视为“巫术”。而20世纪量子论（包括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的诞生，充分证实了化学的科学性，促使科学界完全承认了它的科学地位。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理论的力量。 其二，“充足的客观事实+深刻的理论思考”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两股力量，它们彼此是互动的。不断深入的理论思考能帮助我们挖掘、发现更多的语言事实，而更多的语言事实的挖掘与发现，又反过来推动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这里不妨再举个语法研究的小例子。我在80年代发现许多句法格式必须要求有数量成分参与，反之也有不少句法格式排斥数量成分的参与。对此，我只是进行了客观的描写，没法做出深刻的解释，只是说“数量范畴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90年代沈家煊先生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有界-无界”做出了新的解释，譬如“盛碗里两条鱼”“扔筐里一个球”，为什么不能说成“*盛碗里鱼”“*扔筐里球”？原因就是那行为动作是有界的（有起点和终点），所以要求那受事宾语成分也得是有界的。这就比我原先的说法进了一大步。为什么？因为有更深刻的理论思考。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受事宾语成分有界化的手段可以有多种，除了在名词前加数量成分外，还可以采用名词前加指示代词，名词前加限制性修饰成分等。可是在上面那个句式中还只能用“名词前加数量成分”这一种有界化手段，我们不说： *盛碗里这鱼 | *盛碗里这妈妈烧的鱼 *扔筐里这球 | *扔筐里大的球 这又该怎么解释？我们所能想到的看法是：在这种句式中，受事宾语不仅要求得是有界的，还得要求是“无定”的。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在这种句式中受事宾语要求是“无定”的，而在其他述宾句式中并无此硬性要求？譬如，“我只尝了那个菜”“我只吃了妈妈烧的鱼”。其宾语所指并不要求非“无定”的不可。看来为什么在“盛碗里两条鱼”“扔筐里一个球”这种句式中受事宾语部分必须要有数量成分，还得去探究。 要使探索、研究能不断解开谜团，获得带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重要的是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考，不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还得牢记八个字：有心用心，勤于思考。发现问题，要靠这八个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要靠这八个字！在这方面我们的前辈学者如吕叔湘、朱德熙等诸位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本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根据“2018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上所做的嘉宾发言修改扩展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