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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8年中青年语言学沙龙的中心议题，“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遏制已经出现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的浮躁之风、贴标签之风，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求实，就是要求在学术研究中要重证据。这一直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我们会深感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起码在语言研究的学术传统中，也有缺憾的一面，那就是理论思考不够，甚至可以说创新性思考严重缺乏。拿汉语语法研究来说，目前用到的种种研究分析方法，诸如层次分析、变换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分析、论元结构分析、移位分析、话题分析、语境分析，乃至构式语法分析、语言信息结构分析等，说起来都是来自西方的，其实在我国早先的汉语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的论著中都已经有所涉及与运用，但遗憾的是未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升华，结果许多方法论的发明权都让给了后起的西方学者。在近期又出现了另一种片面追求所谓“理论化”的情况。大家知道，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从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学术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不断输入，极大地影响、推进了我国的语言研究。这应该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语言学界出现了“赶时髦，贴标签”的浮躁现象，出现了追逐简单问题复杂化、浅显问题深奥化，还自诩为或称之为有所谓的理论深度这样一种不良学术风气。这次沙龙提出了“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我希望可以起到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引领语言研究转向既求实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 所有学科领域里的论证，无非是两种性质的论证，一是“证实”，一是“证伪”。所谓证实，是以事实和一定的理论原则来支持自己所认为的某种正面的观点与想法；所谓证伪，是以事实和一定的理论原则来支持某种自己认为是负面的观点与想法。语言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论证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证实和不断证伪的过程。 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有力的论证靠什么？靠三样东西：一是充足的事实依据，二是科学而又深刻的理论支撑，三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互补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占居第一位的还是充足的事实依据，在语言学论证中就是指充足的、有说服力的语言事实。 我们都知道，语言研究的目的有三个，除了为了应用这一目的之外，首要的两个目的，其一是“要不断回答、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要不断回答、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之前，语言学界所考虑的主要或者说基本上是如何回答、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自从乔姆斯基提出“三个充分”之后，大家开始而且越来越重视回答、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即加强了对语言事实、语言现象解释的研究。应该说，这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从一个偏向走到另一个偏向的问题，那就是对语言事实的挖掘关注少了，以至于美国Language这一在国际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刊物，在1996年第3期以编辑部征稿的形式，公开征求“语言描写报告”。征稿短文里有一段话有必要转引在这里（译文转引自《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3期）： 对语言与语言用法进行描写，是描写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关于人类语言能力、交际信息能力、语言历史的更高层次的概括，无不依赖于语言描写。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语言描写报告也起过重要的作用。Gumperz & Wilson (1971)对印度Kupwar村语言并合现象的描写与研究，导致人们对语言借用和谱系关系互不相干的观点做重新思考。Derbyshire (1977)对句子以宾语起头的一种语言的描写，导致类型学对明显的普遍现象的解释可能要改写。Hale (1973)对澳大利亚一种语言的语音典型形式所做的报道，使人们对音韵学中可学性问题重新思考。Stewart (1983)关于非洲诸语言元音和谐系统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用以说明元音和谐现象的一些特征。总之，语言描写报告可对现行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这无疑是为了纠偏而号召大家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同时我们看到，乔姆斯基在2004年出版的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 Revisited（似可以译成《生成语法研究之路的回顾》）一书中，在展望21世纪语言学发展动态时也指出：语言学的发展会呈现“描写性的特点”，而在理论解释方面“可能不会有长足的进步”；而要做到超越解释的充分性（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最好先做好描写的工作。我想，乔姆斯基这句话也意在强调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