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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Kuhn的作品在后来非常具有影响力，他采用了一种以编程方式进行大致预测的分析和表现模式，80年后依然有人使用。Kuhn（1889）中最具价值的一点就是对词汇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自1860年代中期以来，南亚语系分类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词汇研究，而Kuhn就是反复研究词汇。Kuhn另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方面是他对越南语的态度。15年后，Schmidt（1906：7）专门借用Kuhn的怀疑态度来逃避对越南语的讨论。 Keane（1880）只看到了词汇扩散和偶然相似，不同意孟-阿南语系假说。他提出把亚洲语言分为两个大语系：中-印语系（包括汉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卡西语及其他）和印度洋-太平洋语系（包括高棉语、马来语）。他把种族类型和语言类型学联系在一起，分类依据是说话者的肤色和声调的有无（在这个方面他犯了一些错误，如把芒语（Muong）当做无声调的语言，把卡西语归入声调语言）。 美国学者Wake（1890：18）通过讨论一些数词发现，高棉语与马来语不同，而与喀拉尔方言一致。但是他并非真正赞成比较语言学家们所设想的发生学关系。他认为，东南亚语言更像克里奥尔语，有各种来源，主要来自印度。对他而言，柬埔寨语主要来自印度北部的语言，包括梵语和喀拉尔语，而马来语“从根本上来说与喀拉尔语有同源关系，与蒙古语结盟，它的达罗毗荼语因子来自南方”（Wake 1890：84）。 Blagden（1894）直接根据Forbes和Kuhn的方法和结果，系统比较了孟-阿南语和马来土著语言。他非常简洁地列出了14页的比较词汇表，包括一些数词。隐藏在Blagden思想深处的是种族问题。他不仅把“矮小黑人”色芒人和“浅色皮肤的”萨凯人当做不同的种族，而且把他们与大陆的中-印半岛民族区别开来。几十年来他不断提出一些假设，这为20世纪南亚语系假说的批评者们提供了素材，同时，比较语言学家也把他精心设计的同源词表作为研究的源泉。 后来Blagden（1902）讨论了占语和色伦语（Selung（Moklen）），他认为，它们是操南岛语的人群占领中-印半岛时的残留，后来随着孟-阿南人的入侵，造成目前的格局。 19世纪后期以及世纪之交是南亚语言研究的转折点。在语言分类和语言类型学研究领域爆发了一场思想革命，不过由于种族的影响，阻碍了学者们清楚分辨事物的能力。但是20世纪的南亚语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如：识别出横跨印度至中-印半岛的语言关系，与现代南亚语理念相对应；语言学研究及田野调查资料收集触及南亚语系的大多数支系；研究了词汇和类型的异同，作为内部下位分支的基础；一些学者怀疑这个语系的外围成员是否可能是混合性或接触性语言而非共同祖语的直接子语。 很显然，下一步要做的是，对可用的南亚语资料进行系统的历史比较研究，以便构拟语言历史，重现语言真实，这也是Schmidt在二十世纪来临之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