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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界限 有人经常将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混淆,我们认为二者具有明显的学科界限｡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有人提出,文化因素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生活中必定包含大量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概念有窄有宽｡因此,文化语言学其实是社会语言学的翻版,甚至被认为包蕴在社会语言学当中｡对此,我们持否定态度｡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是两门有交互性､但又有明显界限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的重点是从文化背景出发,考察语言的文化性质与文化价值,同时兼顾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语言学则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言,重点研究语言的语用规则及社会属性｡二者的学科界限是很清晰的｡而从产生地域来看,文化语言学产生于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学[23],而社会语言学发源于国外｡ (三)学科继承 既然明确了文化语言学是源于中国本土的学科,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研究就需要从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汲取营养｡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命名虽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论阐释､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西汉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虽然篇章较短,但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发掘语言学规律,实质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语言学学科正是需要在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基础上,杜绝空谈,注意语言学事实的发掘与规律的概括｡唯有如此,方能令文化语言学学科在现代语言学阵营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学科研究方法 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仍停留在文化参照法､阐释法､描写法等学科创制之初所用的基本方法上,近十年来在研究方法上没有长足进展,在对比与量化方面上做得更是十分不够｡ 对比方法的广泛运用是现代语言学发展进步的重要表征,也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Lado(1957)的《跨文化比较语言学》一书进一步推进了语言学中对比研究的进展,并提出“正/负迁移”等概念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实际参考｡文化语言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对比｡通过对一些貌合神离的一些差别,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描述出来,无对比也就无所谓的文化语言学｡伍铁平[24]曾很好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而如何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方法来看,一是研究词语不同的文化意义,二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研究隐藏于社会交际规约中的文化｡但是对比并不意味着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个性,反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因为,人类语言的共性可以在研究语言的个性中发现｡ 量化研究也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应用计算机手段建立多种用途的语料库､并运用概率统计处理语言已经成为当下语言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总结有限的实例确立某个规律,其结论常常缺乏客观依据｡相反,可靠的结论往往是依据大量事实,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而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太可靠,这也是一些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结论持怀疑态度､加之以诟病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排除精密化｡正如邢福义[25]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脚步迈得更稳实一点,最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具体事实的发掘和研究上面,既把一个个具体事实分析清楚,又从众多具体事实中生发出理论｡否则,依靠浮想式的研究方法,或者依靠对事实的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研究,都无法让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学界排上较高的学术座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