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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名称是方言学学者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1]的正式提出的,其提出的主旨为:“在泛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演变｡”这门学科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申小龙发表了《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2],号召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深入研究｡1988年,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正式肯定了这一门学科[3]｡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语言学界出现了一股“文化热”,便与此学科的提出密切相关｡ “文化语言学”自提出至今已经近30年｡近十年间,中国文化语言学学科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本文分8个方面评述近十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学科发展的不足,希望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未来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探明道路｡ 一､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 (一)词汇文化研究 文化对语言中的词,尤其是词义影响最为深刻与明显,这使得词义不可避免地要涵盖民族性的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积极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卓有建树者当属王德春先生｡受苏联“语言国情学”的影响,王德春开创了“国俗语义学”[4],在此学科的积淀下,一些学者对词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出现了一批相关论文｡同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本时期词语的文化意义研究具有以下新特色: 1.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宽｡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仅限于对词语的文化意义的探求,同时也逐渐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如安俊丽[5]认为黄颜色成为一种极为尊贵的色彩,象征着权力､社稷､尊贵､吉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古汉语中以“黄”作为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多与政治统治､宗教或祭祀有关,因此“黄”颜色词显性与隐性地折射出的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内涵对整个汉语词汇系统具有一定的影响｡ 2.研究视角面向应用转换｡世界汉语教学的良好形势使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学本体的研究成果应该转向应用(主要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2005年世界汉语教学大会召开之后,从教学视角探讨词语文化意义的论文越来越多｡陈绂[6]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出发,以含有数字“一”“三”“九”的成语为例,阐述这些数字在成语中所具有的非数目概念上的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