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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的更新｡随着Robert Lado对比分析理论与Larry Selinker 中介语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及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对比的方法,以便在教学中增进正迁移,克服负迁移｡有的学者在词语文化含义的研究中,突破了国俗语义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汉外词语文化含义的对比研究｡ 4.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一些论文涉及词义的文化认知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个可贵的尝试｡周光庆[7]通过对上古汉语中的“昜､暘､揚､陽”4词依次组成的一个同源词族的考察,揭示了隐含着汉语词族形成发展的特定的认知､文化机制｡ 著作有以下几本值得注意: 莫彭龄《汉语成语与汉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谭汝为主编的《民俗文化语汇通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武占坤《汉语熟语通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民俗文化语汇通论》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文化语汇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建构,刘叔新认为该书“大胆地越出传统学科研究的固有格局,走出一条融合词汇学､熟语学､文化语言学和的方法论意识的崭新研究路子｡”[8] 近十年词的文化意义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部分论文研究不太严谨,对词的文化意义的界定过于主观,其标准难以令人信服,从而影响了论文结论的科学性｡ (二)汉字文化研究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反映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十年研究汉字文化的主要著作有:何九盈､胡双宝与张猛的《汉字文化大观》(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版,2009),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暴希明的《汉字文化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冯盈之的《汉字与服饰文化》(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刘元满的《汉字在日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本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版)中有专章从汉字文化概说､汉字形态的文化阐释､汉字结构的文化阐释､汉字职能的文化阐释等几方面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可以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研究汉字文化的主要论文也有一些｡但总体看,研究得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