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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外部研究的不平衡性 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本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仅与认知语言学相比为例,认知语言学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型｡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运用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张伯江的《现代汉语双及物句式》(《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和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等等｡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十分热门的领域,而文化语言学无论是成果质量还是规模声势均难与其相提并论｡ (三)研究的深度不够 近十年文化语言学学科的理论著作除两部教材《文化语言学教程》(苏新春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文化语言学教程》(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外,理论著作基本为寥寥,这说明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没有创新｡文化语言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还不满30年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大热”,理论著作近10种之多｡前辈学者为本学科理论的创建起到“首创之功”｡而近十年,本时期在文化语言学理论方面难有系统的论著｡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相比,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弱点,目前许多人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四)研究方法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一些论文采用了定性分析(“质”的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有充足的语料来说明问题,并且研究结论应该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渐形成｡但有些文章在研究开始之时就已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即一种“经验式”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利用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或者语料不充足因此研究结果势必要受到人工干预的干扰｡因此,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便值得商榷了｡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量”的研究)很少,而可靠的结论往往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三､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反思 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断言,近十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那样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同时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我们认为,文化语言学学科若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学科定位 文化语言学是本体学科还是交叉学科?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就争论不休｡我们认为是交叉学科｡研究语言不能回避文化｡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特性是文化语言学学科能立足于现代语言学学科“之林”的重要基石｡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学者既不能过于自卑,不敢同阉割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属性､认为文化语言学不是“学”的观点做斗争而丧失研究动力;也不能夜郎自大,过分夸大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影响,认为只有文化语言学才是语言学,别的都不算｡文化语言学决不能分割成互不相干的语言与文化的两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语言中包蕴着丰富的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对语言产生宏观与微观的影响｡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中有深入体现,我们以后研究文化语言学仍要坚持这一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