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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显示，除了澳洲未搜集到有声调语言的样本，其他五个独立区域中，语调功能强负载的类型在无声调语言中的比例都要高于有声调语言。换句话说，有声调的语言更倾向于语调功能弱负载，语调功能强负载的语言更倾向于无声调。对于欧亚大陆、北美洲、巴布亚—南岛区域的语言，甚至可以断言，有声调语言都是语调功能弱负载的语言，语调功能强负载的语言都是无声调语言。 如果认为声调的有无和语调功能负载强度之间无关，那么五个区域同时出现表6中无声调语言和有声调语言的差异的概率理论上是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声调的有无和语调功能负载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类型学相关性。从这一结论来看，冯胜利（2015）关于“声调—语调殊难两并”“基频功能的单一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那么能否进一步推论“声调实现得越充分越复杂，语调受到的限制就越大”（冯胜利2015：60），就像我们从表3中初步观察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在2.1小节中已经说明，Maddieson（2013）对于简单声调系统和复杂声调系统的区分暂时无法用来做过多推论；另一方面，正如下页表7所示，我们的样本中语调功能强负载的有声调语言数目太少（8种语言、7种语族），就声调和语调的类型学相关性暂时不能得到更多的可靠结论。  图3是表4中四种类型语言的地理分布情况。这8种只用语调表达是非疑问的有声调语言是Lango、Luo、Ngizim、Murle、Igbo、Yoruba、Oromo（Harar）、Ndyuka，其中Ndyuka语分布在南美洲，另外7种语言均分布在非洲。为什么这些有声调语言会将“只用语调”作为基本手段来表达是非疑问语气？是否和汉语中不用疑问词、只用语调表达是非疑问语气一样？抑或是这些语言的声调性质很特殊？如果冯文关于“基频功能的单一性”的假说成立，这些都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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