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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用语调”这一类型则仅仅意味着某一语言表达是非疑问只有语调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只用语调”这一类型内部情况是同质的；“有使用语气词”这一类型内部情况是异质的，我们并不确定在这一类型中语调承担了多少功能。这使得我们暂时无法利用Dryer（2013a，b）的数据直接讨论语调和语气词的关系。 此外，表16中的数据似乎表明随着声调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无声调系统→简单声调系统→复杂声调系统），有使用句末语气词表达是非疑问的语言样本比例递增（22.7%→48.5%→67.5%），只使用语调表达是非疑问的语言样本比例递减（26.6%→9.1%→5%），两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而句首语气词、第二位语气词、动词形态等手段的使用趋势在表中则没有表现出规律性——3.1和3.2两个小节的数据分析已经表明，类似的这些初步的观察由于没有排除干扰因素，只能暂时作为参照，而非统计结论。 由于声调的有无和语调功能负载强弱之间存在显著的类型学相关性，同时声调的有无仅仅和句末语气词（而非其他位置的语气词）的有无之间可能存在类型学相关性，似乎可以推论语调与句末语气词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是否意味着“语调—语气词实出一根”“语气词可分析为语调的一种变体”（冯胜利2015）呢？ 第一，Dryer（2013b）的考察表明是非疑问句的表达手段十分丰富，除了语调、语气词，还有语序、动词形态变化、减少陈述句中的语素等（见2.2小节），如果将语气词分析为语调的一种变体，其他表达手段是否也要等同视之？“词语的声调迫使句子的语调转化为句末语气词”（冯胜利2015：59），是否也可以迫使语调转化为其他表达手段？ 第二，语调、声调在我们的数据中并未与其他位置的语气词产生关联，冯文的假说应当仅限于句末语气词，但这就引出一些问题，同作为是非疑问句的表达手段，句末语气词和其他位置的语气词有何不同？为什么只有句末语气词可以被视为语调的一种变体？ 对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目前我们认为一种可行的尝试是假设是非疑问范畴的实现不仅可以在CP位置，也可以在CP以下较低的位置（如IP或VP），句末语气词和语调可能同处于CP位置，其他位置的语气词、动词形态变化等处于较低的位置。Scbaffar & Chen（2001）对于汉语普通话中“V-neg-V”、“C-neg-C”、助词疑问句三种格式层级结构的讨论在这方面可能具有启发性。类似的设想如若作为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仍需要更广泛地考察、更细致地论证。 第三，冯文关于“声调—语调殊难两并”“基频功能的单一性”的假说可以解释声调的有无和语调功能负载强度之间显著的类型学相关性，但如果同时认为句末语气词是语调的一种变体，则会像冯文那样推出类似“有声调语言倾向于有句末语气词”“无声调语言倾向于无句末语气词”这样的结论。但这就需要解释我们样本中不在少数的有声调、无句末语气词的语言（47种语言、44种语族）和无声调、有句末语气词的语言（35种语言、27种语族），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欧亚大陆的有声调语言倾向于使用句末语气词、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有声调语言倾向于不使用句末语气词、非洲和巴布亚—南岛区域的有声调语言无明显倾向。 最后，鉴于声调的有无和句末语气词的有无之间的类型学相关性并不显著，我们认为可以推测语调与句末语气词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语气词可分析为语调的一种变体”这一论断在语言事实和理论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