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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15)

http://www.newdu.com 2017-11-16 《中国社会科学》(京)20 李蓝 参加讨论

    就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来说,其基本是河北沿海地区的方言和山东话混合的结果:白读音是河北话的横移,文读音来自山东话。这种演变关系如下表2所示。
     
    现在需要简要讨论一下《中原音韵》与北京话的关系。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一部从元代曲韵中归纳出来的韵书会是北京话的直接源头。因为如果把《中原音韵》的整体音系和北京话对应起来看,需要解释的问题比可以解释的问题还要多。
    我们认为,《中原音韵》中宕江摄入声字混入果、效两摄应该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曲作家把自己的方音带入文学作品的结果,而韵书的编写者没有依据某一种方言强行作一致化处理。从河北等地宕江摄的规则对应读音看,河北方言的宕江摄入声舒化后与效摄混同;山东、河南一带的方言宕江摄舒化后与果摄混同。虽然都是入声舒化的产物,但二者的演变方向不同。《中原音韵》宕江摄入声字有的读同果摄,这反映了河南、山东等地的读音;有的读同效摄,这反映了河北方言的读音。因此《中原音韵》宕江摄入声字分归果摄和效摄的性质和意义与现代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完全不同:前者反映的是不同地点、不同方言的语音差别,后者反映的是同一地点、同一方言中不同的方言来源。
    下面解释见组字的文白异读。
    这组字的形成过程与古入声字大致类似:山东方言见组二三等的文读音是-组,白读是k-组。这种情况与其他官话方言相似,是现代汉语方言常见的演变类型;而河北方言见组二三等的文读音读k-组,白读音读-组,这种情况不见于其他官话方言,是一种特殊的演变类型。当操这两种演变类型的方言的使用者同时移民到一个地方时,方言从竞争到融合,两个方言的文白层相互交错,结果就出现了语音条件相同而文白相悖的情况。
     
    北京话见组二三等字的这种演变情况其实和毕节方言古全浊声母字属于同一类型。毕节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字的文白异读也可以这样标注出不同的方言背景:
     
    显而易见,北京话和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形式,只有根据其历史文化背景,从方言混合、文白交错的角度才能得到顺理成章,甚至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本文曾以《文白异读与相关的语言学问题》为题参加2011年10月29日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
    注释:
    ①参见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第1—10页)、何大安《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第11—21页)、杨秀芳《论文白异读》(第81—105页)、丁邦新《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第187—196页)等文。
    ②据丁邦新意见,“joai文”可能就是“跩文”,意为“卖弄学问”。参见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序”,第1页。
    ③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6页。
    ④赵元任:《钟祥方言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凡例。
    ⑤《罗常培文集》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9—60页。
    ⑥《罗常培文集》第1卷,第447页。
    ⑦《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9章名为《文白异读举例》。这两篇文章均为李荣先生在教育部普通话语音培训班上使用的讲义,除了个别标点外,二文内容完全相同。
    ⑧参见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⑨“饺”字最先见于《集韵》,读去声,饴类食物,与现代的“饺”音义俱不合。但《康熙字典》“食”部六划“饺”字条已指出,水煮食物的“饺”本字即“角”,与“矫”字同音,而这是北方人的读音。
    ⑩赵文原引《说文解字》:“搅,乱也”。“搅”字在北方多沿用这个消极义,如北京话的“搅和”,“给搅黄了”,“搅了好事”等。但“搅”的白读音分化字“搞”字在中部沿江地区方言中是一个相当于“弄”、“做”的通用动词。
    (11)笔者未见英文原文。这里的引文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25—626页)。本文可以就“饺子”的“饺”补充一点意见。“饺”字应该是跟着“饺子”这种食物向南、向全国传播的,传播途径比较曲折。可能早先是古清入字今读上声、药韵今读iao的河北移民把这个读音带到东北,然后跟着满汉旗人从东北传到北京,接着又从北京传到南方,传遍全国。这个传播途径可以解释何以传到南方的“饺子”是用北京音而不用河北、山东等地与北京音不合的其他北方音。
    (12)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
    (13)参见《丁邦新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参见李荣:《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刘勋宁:《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15)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二、三)》,《方言》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
    (16)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
    (17)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二、三)》,《方言》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李蓝:《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8)熊正辉:《南昌方言的文白读》,《方言》1985年第3期。
    (19)参见李方桂:《武鸣土话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方桂:《武鸣僮语》,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吴宗济:《武鸣僮语中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语言研究》1958年第3期。
    (20)参见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1)参见Jerry Norman,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方言》1979年第4期;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本4分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何大安:《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22)参见丁邦新:《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84;《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23)参见杨秀芳:《论文白异读》,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24)参见吴学宪:《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汪平:《〈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读后》,《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李蓝:《〈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及〈读后〉订补》,《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明生荣:《毕节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参见李荣:《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方言》1996年第1期。
    (26)李蓝:《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27)《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26页。
    (28)参见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丁邦新:《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29)参见Hugh M. Stimson, "Ancient Chinese-p,-t,-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vol. 38, no. 4,1962, pp. 376-384;丁邦新:《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30)参见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与中古汉语的硬软腭音韵尾》,《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
    (31)参见靳光瑾:《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和消长》,《语文建设》1991年第5期;高晓虹:《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语文研究》2001年第2期;耿振生:《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003年第27辑。虽然高、耿二文的基本结论,以及从韵书里找证据的讨论方式均与靳文相同,但高、耿二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及靳文,参考文献亦未列靳文。
    (32)参见陈重瑜:《中古入声字新旧音的重叠:北京音系的一字多读及三声读的衍生》,《语言研究》2001年“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陈重瑜:《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与中古汉语的硬软腭音韵尾》,《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
    (33)入声字共有43个,但其中两个有去声入声两读,故略去不论。
    (34)参见《哈尔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引论”,第1页。
    (35)参见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36)参见丁邦新:《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4。
    (37)熊正辉:《南昌方言的文白读》,《方言》1985年第3期。
    (38)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3期;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
    (39)绘制北京、河北、山东至东北的语言分布图所用的语料来源如下:郭正彦:《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年第3期;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3期;钱曾怡、张树铮、罗福腾:《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宋学:《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孙维张、路野、李丽君:《吉林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年第1期;杨春宇:《辽宁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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