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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只就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来立论，讨论其文读与白读的来源，有一定的片面性。 靳光瑾、高晓虹、耿振生等人引用《中原音韵》等近代韵书来讨论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理由主要有两条：（一）北京话早期是边缘型方言，其文读音必然受洛阳、西安等权威方言的影响；（二）北京话古入声文白异读的两种读音形式在《中原音韵》中已见端倪。 从这个角度讨论北京话古入声的文白异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现代的北京话与元明时期的北京话一脉相承；（二）《中原音韵》是现代北京音系的直接来源。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均存在重大疑问，详说见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周围方言的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和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根据俞、林两位的意见，现代北京话和明代同属“大河北话”的北京话不是一回事。根据林焘先生的意见，现代北京话的直接来源是清初入关的满汉旗人带来的“东北话”。 讨论北京话时不能把哈尔滨等东北方言置之不顾。从文白异读类型，古入声字的分派方式，四声调型，基础词汇等方面来看，哈尔滨话，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语方言与北京话都比较接近。那么，有关北京话的结论是不是也适用于哈尔滨话？ 根据尹世超的意见，哈尔滨本为阿什河与松花江交汇处的一个小渔村。（34）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东铁路通车，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滨江厅之后，哈尔滨才开始向城镇化发展。从哈尔滨的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显然不宜把成书于1324年的《中原音韵》视为哈尔滨话的直接源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