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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在迫使其敌人悔罪的普洛斯彼罗而言，这样一种自我隐身的强制力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具。细究起来，所谓“迫使敌人悔罪”其实是一个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概念：真正的忏悔应该是一种油然发自内心的情感，而在外力强制下作出的忏悔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伪装，一种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伤害而摆出的姿态。但问题是，真正的忏悔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事实上，难道宗教所谈论的忏悔不也与畏惧密切相关，是人处于绝境(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绝境)中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心理反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主司报应、手握重权的神的存在，忏悔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在人心中“油然”而生呢？在剧中，莎士比亚并没有直接表现普洛斯彼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态度，但这些疑问所指向的结论却与普洛斯彼罗从凯列班身上得出的关于人性的看法高度一致。普洛斯彼罗起初希望教化巫婆之子、半人半兽的凯列班，但在屡屡遭遇挫折后终于认识到，“好心肠不能使你感恩，只有鞭打才能教训你”(《暴》：Ⅰ.2.344-345)；“像你这样的下流胚子，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中间”(《暴》：Ⅰ.2.358-362)；而凯列班也只有在面对这样的强力时才肯乖乖服从：“我不得不服从，因为他的法术有很大的力量，就是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瑟底堡斯也得听他指挥。”(《暴》：Ⅰ.2.372-374)很多评论家认为凯列班这个角色代表了人性中某种冥顽不灵的因素。⑨如果这种理解是成立的话，那么从凯列班身上看清了人性真相的普洛斯彼罗在剧中采取一种以强制为主的策略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良心固然是“胸中的神明”，但不陷于绝境(necessity)之中，一个人的良心是很难自动发现的。⑩ 不过仅仅采用强制远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完全依靠对象自发地悔罪与纯用暴力迫使对象就范之间还有一条折中路线，那就是，在运用强力将对象置于绝境的同时，发挥魔法自我隐身的特点，制造出一系列精心设计好的情境，藉此操控对象的情感，最终把他们身不由主地(就像米兰达“身不由主”地进入梦乡一样)引导到“忏悔”的心理状态中去，使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自发完成的一样。因此，我们看到普洛斯彼罗先是用风暴切断阿隆佐的归家之路，让他和随从在荒岛上遭遇种种惊吓与磨难，再通过化成凶鸟的爱丽儿在风雷交加中当面历数他过去的罪孽并告之以腓迪南溺亡的假消息。这样，在经历了忧虑、焦急、悲伤、恐惧与惊愕之后，阿隆佐终于被逼入了绝望和疯狂的深渊。而当他的意识从疯迷中恢复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又与过去的敌人狭路相逢；不过这位强敌非但不思报仇雪恨，反而大度地向他的囚徒伸出了橄榄枝并用一件意外的礼物(腓迪南与米兰达即将成婚的喜讯)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忏悔与和解对于此时的阿隆佐来说恐怕就像瓜熟蒂落一样自然。事实上，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的忏悔是绝对真诚的，但观众不应该忘记，他眼下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普洛斯彼罗精心操纵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即便他内心深处并无忏悔之意，敌强我弱的形势也会迫使他选择韬晦策略以避对手的锋芒。也就是说，即使魔法作为操控情感的工具在他那里没有见效，魔法作为粗暴的强制手段也足以迫使他接受普洛斯彼罗做出的安排。 最后这一点在安东尼奥和塞巴斯蒂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两人与阿隆佐同是普洛斯彼罗意在“改造”的对象，但直到终场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哪怕是假装的悔意。不过普洛斯彼罗对此早有准备，面对桀骜不驯的弟弟，他只是说：“我饶恕你最卑劣的罪恶，一切全不计较；我单单要向你讨还我的公国，我知道那是你不得不交还的”(《暴》：Ⅴ.1.131-134)。普洛斯彼罗确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让安东尼奥就范，而善于审时度势的安东尼奥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既然没有其他选择，他和塞巴斯蒂安于是便识趣地选择了沉默。 作为一种自我隐身的权力，魔法使普洛斯彼罗能够在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同时，让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某种自发产生(spontaneous)的道德复苏的自然结果。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善的复归的“自发性”。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普洛斯彼罗除依靠魔法之外，还巧妙地运用了“天意”观念对人心的强大影响力——要让一个人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他深感自己面对的是不可违的天意，抗拒和阻力就会大大减少。尽管两者都可以说是人在绝境下做出的选择，但在一般观念中，前者属于强制，而后者则算作一种内心自发的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