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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西方社会一个古老话题，自柏拉图便明确要将诗人诗歌逐出“理想国”，柏拉图不仅指明对抗的立场，更在《理想国》中对诗人诗歌进行声讨和大清洗，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将审慎带向了极端的不审慎。同是在对待诗和哲学的问题上，孔子却从不认为哲学与诗歌是对抗的，孔子能将情感融于诗歌，将诗歌化作伦理哲学教诲世人。所以，如果从孔子和柏拉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就不能单单用“对抗”，还要有“交融”。诗与哲学之争，广义上可理解为感性与理性之争，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就会牵涉情感，那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对诗歌情感方面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只谈理性不谈情感的，所以这个讨论可以作为对诗歌某种程度的声援。诗歌包含灵感成分，而灵感之兴起多源自情感，同样，丰富的情感也会偶发灵感的产生。孔子谈交融，柏拉图谈对抗，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的思想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将试着从二人诗学观的情感方面入手，对孔子和柏拉图二人的诗学观中的情感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诗歌与情感的表达 诗歌可以说是人情感心声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举一例，《红楼梦》中薛宝钗和林黛玉的两首诗词，都是咏柳，却唱出了不同的心声。薛宝钗写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显示出她勃勃的野心，希望自己能像柳絮一样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林黛玉却道：“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她从飘泊的柳絮联想到自己坎坷的命运，词中充满对未来悲剧的预感。我们从这两首诗词所呈现的内容，然后结合作者本人的境遇，他们缘何有此心声的缘由同样也呈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诗歌通常是情感到了某个沸点，然后通过某种语言予以含蓄表达的方式。白居易是这样解释这个过程的：“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 《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感情有所郁结，就要去寻求宣泄的途径，孔子注意到世间存在喜怒哀乐等不同样态的情感，并承认其合理性。孔子认为诗歌作为人的精神产品，表现情感是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并指出通过诗歌，情感可以获得恰当表达，并产生好的影响。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情之所至往往也是无法用理智能够说明一二的，孔子不是禁欲主义的卫道士，他对于美好的爱情，从来没有进行过诋毁或者否定，相反，孔子对待爱情的态度，恰恰彰显了他宽广的人文关怀，从他对《诗经》中有关爱情的篇章分析便能够得到佐证。孔子曾对《诗经》各个篇章蕴含的情感特征做出切中肯肇的评价，如关雎之感、《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孔子指出这些篇章表达的感情是美好的，并且给出了值得赞美的原因。他讲“《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思念已故的人，对待感情忠贞不移，这些都是人性的美好方面，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便寻求某种表达发泄的方式，诗歌便是这情感流露的载体，有一种宣泄功能，能起到缓和心灵情感紧张的作用。就像对于过分压抑、痛苦的人，哭喊能缓解心灵疼痛一样。这也就肯定了孔子对美好感情所持的赞赏态度，从而也就肯定了孔子对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的认同。 我们这里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柏拉图和孔子坐到一起，那么针对孔子的这个观点，柏拉图会怎么反驳呢？换句话说，柏拉图能说人的情感不需要引导、不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吗？柏拉图他会怎么说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到这样一句话： “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体诗。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它诗体里找到。” 基于以上这段话，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对于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起码是承认的，即上面所言的“抒情体诗歌”。但是这里的“抒情体诗”仅是我们从翻译本中得到的，没有真正去核对古希腊文原本。据此我也专门请教过国内研究古希腊文学方面的专家陈中梅先生，这里的“抒情体诗”确实要谨慎使用，通常我们所说的“抒情体诗歌”更多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而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很少有用“抒情体诗”这样的称谓。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多用竖琴伴奏，有些诗歌是说唱的，有些是表演的，还有些是说唱与表演相结合的，比如酒神颂。所以“抒情体诗”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做研究是要客观的，不能为了去论证而曲解文本本来的真相，“削足适履”有悖于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不会因此而使论证的力度加强。但“诗人表达自己情感”这样的表述却大体还是可以肯定诗歌与情感表达的关系，鉴于“抒情体诗”的问题，这里只将引用的中文本放在这里，不做太多的论据来使用。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苏：你认为文词和文词的风格怎么样？它们是不是和心灵的精神状态一致的？ 格：当然。 苏：其它一切都跟随文词吗？ 格：是的。 苏：那么，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 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这一对话，我们可以更加肯定，苏格拉底承认了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和外露，“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尽管柏拉图后来对诗歌采取声讨和抵制，这场千古未决的公案，其中总可以感觉到柏拉图对诗歌的某种暧昧态度，这完全是一种不经意的流露，但谁又可否认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真实性呢？我们都知道，理性的决定通常是经过认真思考、左右权衡而最后得来的，很难说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心灵的自我意愿，相反那不经意间的话语、神情却往往最是真实。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承认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但却不能说柏拉图就赞同用诗歌来表达情感，“承认”与“赞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好比，我们承认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却并不一定就要去赞同和信奉。 当然，诗歌也绝非全部都是情感的表达，我们从未下过如此结论，在谈到孔子时，我们所下结论也同样是谨慎的。诗歌当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是虚假造作的，更有很多诗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谄媚之词……古往今来东西方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表达情感是诗歌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而非全部），这一点共识在东西方却是可以达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