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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百年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尚远未达成为学界共识，阿拉伯文艺对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喜剧复兴的贡献更是罕有学人提及。本文试以阿拉伯文学中的幽默讽刺及其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南欧喜剧和笑文化的影响略陈管见。 关键词：东学西渐 阿拉伯文学 文艺复兴 喜剧 作者简介：宗笑飞，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运动肇始于南欧。但是，伊比利亚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源头却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本文试图从阿拉伯文学的幽默讽刺元素切入，就东学西渐的一个向度：笑文化及其对广义的南欧喜剧复兴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 伊比利亚无疑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结点。首先，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伊比利亚便是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公元8世纪之后，西班牙又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其次，作为西方穆斯林国家，前西班牙王国科尔多瓦等地早在中世纪中叶就开始大量译介古希腊罗马经典，是谓“穆斯林翻译运动”或“百年翻译运动”(9—11世纪)。在此期间，阿拔斯王朝组织学者将大量古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等东方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保存下来。而伍麦叶王朝的王子们早已开风气之先，先行一步向西方翻译介绍东方经典。11世纪以降，卡斯蒂利亚王国又在智者阿方索等基督教新主的领导下，于古都托莱多重开翻译学校，并结集穆斯林和犹太学者参与古希腊罗马文献和阿拉伯、犹太经典的翻译工作，虽然所译多为医学、天文、数学等科技著作，但也有大量人文著作及文献资料搀杂其中，是谓“新翻译运动”。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西班牙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并逐渐在“光复战争”中获得主动权。由于阿尔丰索十世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卡斯蒂利亚风行一时；之后(约14世纪末)又引入了木活字印刷，从而加速了文艺复兴的律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东方译者的劳作大都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成果必得到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阈。这也许是长期以来阿尔丰索十世时期并未被多数文史学家视作文艺复兴运动开端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是阿拉伯等东方文学的影响在西方主流文坛乏人正视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阿拉伯文学在西班牙及南欧的影响成为日益关注的课题。因为这种影响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显在的。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且不说阿拉伯人自711年入侵西班牙后，在伊比利亚经营了近8个世纪，即使在1492年西班牙双王攻克其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之后，仍有不少穆斯林没有离开西班牙，并于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迫受洗改宗。这样的一种存在，使阿拉伯文化及其延伸品——东方文化的基因在西班牙文化并通过西班牙文化在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南欧文化中扎下根来。 然而，由于西班牙帝国的没落，抑或身在此山的缘故，西班牙学者对这个领域的探讨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倒是英国人捷足先登，并凭借其在强占直布罗陀海峡过程中截取的大量资料，率先于19世纪30年代由里查德•福特掀起此项研究之滥觞。继后，有关探究时有产生，如米格尔•阿辛的《伊斯兰与但丁》(Miguel Asin Palacios, Dante y el Islam，1927)、里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西班牙之旅》(Viaje a España)(1845)、梅嫩德斯•佩拉约(Menendez Pelayo)的《西班牙美学思想史》( Historia de ideas esteticas en España )(1883)、梅嫩德斯•皮达尔(Menendez Pidal)的《阿拉伯—欧洲诗歌》(Poesia arabe y poesia europea)(1941)等。此后，各种著述愈来愈多，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拓展。但具体到文学方面，除个别学者的零星突破外，较为系统的研究仍乏善可陈。西班牙学者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Luce Lopez-baralt)称得上是如今此领域研究的首席专家，名下计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与伊斯兰教》(San Juan de la Cruz y el Islam, 1985)、《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教》(Islam in Spanish literature, 1992)、《穆斯林在西班牙：最后的神秘文学》(La literature secreta de los ultimos musulmanes en España)(2009)、《苏菲与西班牙神秘主义》(The Sufi trobar clus and Spanish mysticism,2000)，等等。 在露丝•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阿拉伯文学对西班牙古典文学的影响当不亚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贡献(“当西班牙被称为西法底的时候” 503-520)。“西班牙文明的锦缎之中，织缀着闪族文明之线(无论是阿拉伯的，还是希伯来的)”(Baralt, Islam in Spanish Literature Preface1)彩诗和哈尔恰的脐带关系不必说，西班牙早期叙事文学也无不充满了阿拉伯文学影子，其中的藕合状态所在皆是。以现有资料论，最早的西班牙——阿拉伯文学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随着著名诗人、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的西行，伊比利亚很快衍生出了影响深远的彩诗。这些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穆斯林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和充满谐趣的阿拉伯新诗韵：择吉尔(zajal)。这一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并反过来影响了北非的阿拉伯文学、丰富了阿拉伯文学。与此同时，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和伊本•阿卜杜•拉比的《罕世璎珞》于9世纪先后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其中《故事源泉》记录了不少逗笑故事，如“向穆罕默德献蜜”、“戏盲人”、“鱼吃爸爸”等都是脍炙人口、充满谐趣的说笑。而《罕世璎珞》则在讲述奇闻轶事的过程中穿插了不少笑话。据说这也是奉了真主的旨意。先知穆罕默德就曾告诫他的追随者，要尽量保持幽默并让自己及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也许正因为如此，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讲笑话逐渐演变为一大职业，不少人以此为生。笑话集锦、幽默故事、诙谐段子比比皆是。譬如贾希兹的《吝人的故事》、伊本•乔奇的《聪敏人的故事》、《傻瓜的故事》和《幽默家的故事》，还有各种版本的《朱哈的故事》、《艾什阿布》、《笑话集锦》和《卡拉库什》等，也是在那个时期编撰的。这显然十分不同于西方传统。换言之，较之于古代西方，东方人似乎更崇尚幽默、懂得幽默。 虽说古希腊罗马时期并不缺乏喜剧，早在公元前6至5世纪，狭义的喜剧已经在古希腊日臻成熟，至西罗马帝国消亡前夕，喜剧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体裁，但它毕竟受到了道统的轻视。至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看来，悲剧表现崇高和美，而喜剧则表现畸形和丑(亚里士多德 42-59)。此外，当时的喜剧与现今的喜剧不同，可以说少有嬉闹成分，但中世纪还是中断了这一传统。统治阶级藉基督教神学(如圣奥古斯丁的“原罪说”等)统摄和震慑人心。反之，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尽管喜剧的发生相当迟缓(这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社会发展及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却并未妨碍阿拉伯人对幽默的情有独钟。俗语中所谓“不开玩笑，犹如坐牢”，说的便是阿拉伯人对于幽默的一种认知。穆罕默德就十分欣赏阿拉伯人的幽默传统，他说过，要时常开心，一旦心生倦怠，人就会糊涂。无法令他人快乐，自己也不快乐的人，是毫无益处的。每个高尚的人都是快乐生活的人(仲跻昆 10)。公元10世纪初，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卜杜•拉比在其《罕世璎珞》中记述了穆罕默德的这一态度：“穆罕默德见一个小黑奴在阿依萨处玩，逗她笑，也就同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有一阵没见这小黑奴了，穆罕默德就问阿依萨：‘阿依萨，你的那个小黑女伴呢？’阿依萨回答说：‘她病了。’于是，穆罕默德就去看她，见她快不行了，便对她的家人说：‘她归真时，告诉我一声。’女孩死了，穆罕默德得知消息，去看她，还为他做了祷告，说：‘她曾用心地逗我笑，我也要逗笑她’”(转引自郅溥浩 丁淑红 51-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