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以上分析，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结构可列为表二。  以上是一道制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情况，至于多道制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大体可以此作为参照，进行分析和认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仅将分析结果制表如下(表三)(本表系据永昌元年“词标文苑”科之策问文及张说的相应对策文为例分析制作，全篇共三道策问文及三道对策文，俱见《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七《词标文苑科□》。按题中“科策”原作“策科”，应系误倒，改正。题下原有小字注文：“永昌元年。”第2434页)。   将表三与表二相对比，可以看到，表二所显示的形式结构表三亦大体俱备，但还不够“完善”：从整体上看，表三亦具有表二的主体结构，即表三的三道策问文皆具备问头、问项、问尾；其相应的三道对策文亦皆具备策头、策项、策尾。但在细部结构上，表三则有所缺略；而缺略的情况，三道不尽相同，依次趋于“完整”，而策问文的情况好于对策文。另外，这反映当时的多道制试策文，在细部结构上还不够完备和稳定。同时还可以看到，三道之间，在有些细部结构是“重复”的，如策问文中的起问辞、称制辞、礼重语、促对语等；对策文中的起对辞、应制辞、应对语、终对辞等，不仅是形式结构上的“重复”，内容意义上也大同小异，可以“简省”。实际上三道中的“缺略”部分，可能正是为了“简省”，“简省”后并不影响表达效果。故推测，制举试策由多道制改为一道制，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情况大体如上，“大体”是说限于条件和篇幅，本文的考察广度和深度仍皆有限，既未能更多展示唐代制举试策文案例，也未能涉及形式体制的更多层面，故所得认识和结论有其局限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可以说，本文所分析揭示的，只是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基本情况，由此可知制举试策作为唐代取士文学首要文体中的代表之作，有其颇为严整的形式体制，其体制化程度或许不能与试诗、诗赋的“格律”等量齐观，但也达到相当的高度。这样的形式结构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自汉以来长期“以策取士”自然和自觉的体制性作用的共同结果。形式体制(内容体制亦然)对“考—试”双方都有规定的一面，同时也有便利的一面；唐人在具体实行中，既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故严整之中仍富于灵动与活力。这样的形式体制，对于后世试策，甚至对后来的“八股文”也有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