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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头，即对策文的开头部分。白氏《策林》有《策头》标目及两段拟文；例文一“对……昧死上对”一段即是，文字或长或短，结构相对独立，其内部还可作更细区分：“起对辞”。前端的“对”字(或用“对曰”)。为所有对策文所必有，地位突显，独立性强。虽只一两个字，却是重要标志：既标志策头部分的开始，也标志整个对策文的开始；既是对策问部分的应承，又于之划界；同时还有唤起和引领对策的作用。辞承上启下，是全文的枢纽和关键。严格说来，起对辞并不只属于策头，但因关系密切，仍作策头的一部分看待。“应制辞”。起对辞之后的“臣闻”、“臣曰”、“臣伏见”或“伏惟陛下”之类。因制举属天子取士，其策问等同诏制，而“问—对”双方则为“君—臣”关系，故应制辞既是对诏制的应接，也是对君臣关系的认从，为制举对策文所必具，也是辨识是否制举对策文的重要标志。“导对语”。应制辞之后，往往并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一些相关的话，诸如天子的圣明虚怀、古人的嘉言懿行、此番试策的必要和重要、本人的心情和态度之类，从而徐徐导入具体问题的对答。如例文二“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是以窥玉旒，读金策，惭惶僶俛，不知所裁者久矣”一段；例文一“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斯则陛下之道已弘于前代”一段亦是。“受策语”。导对语之后，还会说一些庆幸恩遇、感激垂询、愿尽忠直之类的话语，其实是表示接受皇上的垂询，愿意努力回答问题。如例文一“臣之才诚劣于古人……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一段；例文二“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于汉朝……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一段，亦属此类。“应对语”。受策语之后往往紧接短语，再次申明和强化心情、态度之类，同时结束策头，转向策项。如例文一云：“谨以过言，昧死上对！”例文二云：“唯以直辞，昧死上对！”他如彭殷贤云：“自顾性识愚驽，智术微浅，既蒙清问，敢不具素所闻乎！”[4]3118韦处厚云：“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体识不足以经远，祇奉圣问，伏用兢惶，谨昧死上愚对。”[1]7347皆属应对语，而穆质云：“不然者，臣当退从作者七人之八耳，孰为来哉？”[5]2479造语委婉，新人耳目，但与受策语结合紧密，看上去不是很明显。以上是制举对策文常见的五个细部结构，起对辞可谓千篇一律；其他四个部分在文中的处理方式因人而异，不尽相同，如元稹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的策头长达550字，将应制辞、导对语、受策语、应对语融为一体，新颖别致，文情并茂，感人至深，可称策头之上乘[5]2483-2486。 策项，是策头和策尾之间部分，也是对策文乃至整篇试策文的主体与核心，故为制举试策文所必具。其细部结构：“述制辞”。多用“制策曰……”，意在提示下文(省略号部分)是“复述”策问中的问题，因为制举策问有诏制性质，故称“述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一道制策问往往不止一个问题，故其述制辞(及其下的述制语、入对辞、承制语、对问语等)也相应地不止一个。白氏《策项》的两段拟文为并列关系，即在实际对策时须一一采用(而其《策头》两段拟文和《策尾》三段拟文则是任选关系，即在实际对策时只须选用其一)，这是与一道制策问通常有多个问题的体制相适应的。白氏特加注明云：“自‘懋建’已下，皆迭策问中事。”是提示(自己与元稹)实际对策时要根据策问中“事”(问题)的多少，作相应的列举。如例文一将问题“处理”为三“事”，便用了三个述制辞：“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又蒙陛下赐臣之问有……”，“臣伏以圣策首章曰……”。而元稹则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用“臣伏读圣策乃见……”，“臣伏读圣策又见……”[5]2484-2485等。刘蕡则连用四个“伏以圣策有……”[5]2521-2527(飞按：题下小字注云：“太和二年春三月。”)诸如此类。制举对策文通常都有述制辞，而且地位突出，标志显著。“述制语”，即述制辞之后的“复述”部分。或摘录策问原文，或撮其大要；或依其次序一复述，或打乱原序概括复述，总之是用自己的话把策问中的问题“重申”出来，所以不论是摘录原文还是撮其概要，总之皆须有此部分，应是制举对策所特有和必备。例文一的述制是撮要性的，而穆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的述制则是照录原文。述制语的多少，与策问中的问题多少相应；但对策者可其中的问题作自己的“处理”，如穆质所述云：“(制策曰)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厉，如恐坠失，忧济庶务，夕惕晨兴。”[5]2480虽是策问的原话，但在策问中并不是作为具体问题提出来的，穆质却将其“处理”为一个“问题”并加以“复述”(及对答)。然则述制语还有某种“审题”的功能：对策者可以“审时度势”，确定问题的多少、轻重、先后，有的可以“小题大作”，有的可以避而不答，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把在策问中原来不是问题的话语“处理”成问题，因此述制语并非完全被动“复述”，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也是对策者认识水平的一种体现。述制语在对策中有接转话语以便对答的作用，也可以方便考官判卷，还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对策文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其不同程度地“兼有”了策问文，从而可以不完全依赖策问文而独立存在，也可以据之不同程度地“复原”策问文，如开元十四年“神岳举”的策问文已不得而见，但在现存(袁映)对策文中有所复述，尚可见其大概(《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一《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第2456-2458页。飞按：《英华》于题下小注云：“册问阙”；于袁映名下小注云：“未审何年。”《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四年”之“贤良方正科”下考云：“《文苑英华》载《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玄宗于十三年东封，十四年试岳牧举人，则神岳举当在此年。”下录登科人有袁映。第243页)。“承制语”，述制之后，一般要有所承接，如例文一云：“伏蒙陛下赐臣之策(述制辞)，有思兴礼乐之道，念救疲甿之方，别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之要(述制语)。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此实万叶之福也，岂惟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承制语)！臣闻(入对辞)……”[5]2493又如皇甫湜云：“……此陛下之忧勤如此(承制语)。”[5]2499舒元褒云：“……陛下首问及此，有以见圣人思理之深也。”[5]2504或称颂，或奉承，或感激，或表态，其实都是对所述制策问题的顺承和渲染，为下面的对答营造语境和氛围。“入对辞”，正式对策开始，通常用“臣”、“臣闻”、“伏以”、“夫”之类的辞语发端，如例文一分别用“臣闻”、“臣有以知”、“臣敢不再竭狂直”。皆可作为就某问题开始对答的标志。“对问语”，具体的对答话语。由于(一道制)所问通常不止一事，相应的对问语也不止一段，如例文一便有三段。对问语是策项的主体与核心，也是对策文的主题与核心，其必要和重要自不待言，无烦多举。“出对语”，对问完毕，还要说一些话语，既出离“对答”语境，同时也有“善后”的意味：或强调其所对可取，或恳请皇帝实行，或宣明忠诚谦逊，或表达心情态度……如例文二，其一云：“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其二云：“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难，终之实难也。陛下又能终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如指掌耳。岂止化流、朴复、刑措、教敷而已哉！”皆为出对语。由于所对问题不止一个，出对语便有“分出”与“总出”之别，前者是关于某一(些)问题的出语，后者则是关于全部问题的出语，后者更为常见。 策尾，是对策文的结尾部分。如例文二《策尾》的三段皆是。其文字长短不一，长者如例文一，约130字；穆质的策尾达500多字；短者有十几个字，如：“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5]2513；也有只用“谨对”两个的。较长的策尾也可作更细的区分：“起收辞”，如“臣……”、“愚臣……”、“微臣……”之类，提示问题回答完毕，其下转入收束。“收束语”，起收辞之后，表达称颂、感激、自信、谦逊、恳请之类的话语，既为所有对答作收束，也为全文作收束。如例文一云：“(臣)生也幸，得为唐人……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一段，从多个方面为自己“过言”作辩护和渲染，其实质还是希望得到皇上的重视和录用——其策其人。“终对辞”，即最后的“谨对”(或用“臣谨对”)。有“终篇”和“终道”之别：前者是一篇对策的终了；后者为一道对策的终了。然则一道制的一篇即一道，故终篇亦同终道；而多道制的最后一道终对辞往往与全篇的终对辞相连或相兼。然则终对辞不仅是策尾终结的标志，也是全部对策文的终结标志，同时也是整篇试策文的终结标志，故为所有对策文所必备，亦属最显著、体制性最强的结构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