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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策头、策项、策尾的结构分析主要是依据白氏《策林》，但《策林》主要是为对策文而准备的，策问文是否也有类似的结构体制？白氏无说，亦未见其他文献记载。不过，试策文既是策问文与对策文的统一体，二者之间便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是相互的：不仅对策文要对应策问文，策问文也要对应对策文。故从理论上说，策问文也当有相应的形式结构。而试策作为一种传统悠久的取士活动和文体，其策问文与对策文的形式体制发展水平应大体一致，当对策文的形式体制达到上述程度时，其策问文的形式体制也应达到类似程度，甚至应该更加“成熟”，因其往往出自“大手笔”，作者多为老练的高级文臣。现存唐代制举策问文也显示，这种相应的形式结构确实存在。以下根据对应原则和文本实际，借鉴白氏的标示，就策问文的形式结构试加分析。 问头，是策问文的开头部分。制举(尤其是一道制)的策问，一般并不立即提出具体问题，而是作一些“前言”，诸如背景、原因、目的、心情、态度、希望之类，为接下来的提问以及应试者的对策作出前导和铺垫，营造语境和氛围。如例文一“问：皇帝若曰……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陆贽《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问：皇帝若曰……以諭朕心之未寤。”[5]2418两段话在各自的策问文中皆自成“板块”，相对独立，体制性很强。其间还可作更细区分：“起问辞”，即最前端的“问”字，或用“问曰”，个别例外，如：如开元二年“贤良方正科”策问开头用“制策问”(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三《贤良方正科》，第2464页)，是策问文的开始标志，也是全篇试策文的开始标志，为所有策问文所必备，属体制性最强的结构部分。严格说来，起问辞并不只属于问头，但因关系相对密切，仍作问头部分。“称制辞”，起问辞之后，通常紧接“朕”、“朕闻”，此为天子自称，以显示此策问为天子自作；若称“皇帝若曰”，则可能是臣僚代拟。称制辞为制举策问所特有、必有，且为其他非制举策问所没有，也不能有，这是由制举的“天子”属性所规定的，可谓是最高、最强的体制性规范。“导问语”，称制辞之后，一般仍不直接提问，而是远远道来，徐徐导入。如例文一“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一段便是。导问语话题广泛，诸如往圣前贤的言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当前的形势处境，作者(皇上)的心情、态度、目的之类，但皆与其试策活动及所提问题相关，并为其下的提问营造语境氛围，作出前导和铺垫。“授策语”，导问语之后往往跟随自谦、礼贤、渴求、祈使之类的话语，因制举试策的本意是天子问计于贤能，故须有这样的“礼节”，其实是表明皇上将“策(问题)”交给应试者，令其解答。如例文一云：“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他如“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乃沃予，当有犯而无隐”、“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子大夫志行修洁，学术通赡，储思于天人之际，研精于大道之极。俨然就辟，良用嘉焉”、“子大夫是宜发所蕴畜，沃予虚怀。当极意正词，勿有所隐。”然则授策语多以“子大夫”唤起，此为制举试策所常见，而为常科试策所罕有。 问项，在问头和问尾之间，是所欲策问的具体事项(问题)所在，故在策问文中具有主体与核心的地位，必不可少。问项主要有两个部分：“问事语”，即具体问题(“事”)的举述。由于所问往往不止一“事”，故问事语也不止一句(段)。如例文一“我国家光宅四海……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一段，涉及很多问题，而白居易在对策时将其“处理”为三“事”，则其问事语亦可理解为三段。“询问语”，问事之后一般要接询问性的话语，以使其“问题化”，同时还有指示“问点”的作用。如例文一云：“……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其“问点”重在复盛之“方”、济艰之“道”、既往之“失”、将来之“虞”。其后的“……眷兹洽闻，固所详究。”“……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亦属询问语。然则询问语亦有“分询”与“总询”之别：前者逐一询问，后者总而询问。 问尾，是策问文的结束部分。如例文一“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一段；他如“咸述尔能，直言其事，当有升坛之拜，伫伸推毂之宠”、“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各罄所闻，备申谠议；虚怀固久，勿隐予违”、“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朕将亲览”等等。策尾大致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表明皇帝求贤问策的心情、态度；二是勉励和指令应试者畅所欲言、努力对策，故往往语涉双方，体现“君一臣”关系。问尾为所有策问文所必具，制举尤其如此。一般包括两个细部：“礼重语”和“促对语”，前者表达对应试者及其对策的礼遇和重视；后者鼓励和敦促应试者努力对策。当然这是就稍长的问尾而言的，有些问尾比较简略，如“以副虚求，朕将亲览”、“毕志直书，无有所隐”，则重在促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