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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同一科(次)试策中，多个应试者对策文之间的体量对比。如：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今存六人对策文各一道，分别为：冯万石④的1619字，邢巨的1239字，苗晋卿的1162字，张楚的1195字，孙翃的1263字，彭殷贤的3386字，共9864字。平均道幅1644字；六人(道)之间绝对(最长与最短之间)道差2224字；最小负差(少于平均道幅)-25字，最大负差-482字；最小正差(多于平均道幅)+60字，最大正差+1742字；最大差比(相对于平均道幅的最大少于和最大多于)为-29%和+106%。可以看到，前五人(道)对策文篇幅差别不大，中间四人(道)尤为接近，应是一定体例使然。但最后一人(道)特别长，约为最短者的3倍，则意味着即使有一定的体量常例，但宽松度与灵活性很大。又如：元和元年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今存五人对策文各一道，分别为：罗让的3462字，元稹的3393字，韦处厚⑤的3153字，独孤郁的2993字，白居易的2898字，共15899字，平均道幅3180字。五人(道)之间绝对差幅为564字；最小负差(少于平均道幅)-27字，最大负差-255字；最小正差(多于平均道幅)+213字，最大正差+282字；最大差比(相对于平均道幅的最大少于和最大多于)为-8%和+9%。不仅绝对差幅不大(最长者仅为最短者的1.2倍)，而且最大正负差比也很小，五人(道)体量均在3200字左右，“左”、“右”皆不足10%。与上例(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相比，一方面平均道幅显著增加，增幅达1536字，体量约为前者的2倍；另一方面绝对差幅明显变小，而且正负差比更加均衡。五人(道)都在3000字左右，这种“不约而同”或许是当时(元和元年)制举对策常规体量的反映。这里用“当时”还意味着3000字左右的体量常规未必能够一概适用整个后期制举对策，实际上，此前此后都有出入较大的文例。如开元九年《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杨若虚的对策1843字，张仲宣的对策1667字；开元十四年《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科》袁映的对策1821字，尹畅的对策1234字，皆不足2000字；长庆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的对策3187字，沈亚之的对策4247字，后者远过3000字；而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刘蕡的对策达6052字，沈亚之的对策仅1805字。 总之，唐代制举试策文本体虽总体差别不大，但个体差别有时却很惊人。如果为其划分等级的话，那么可将2000字以下称为短篇；2000—4000字称为中篇；4000字以上称为长篇；而6000字以上则为超长篇。大致贞元以前短篇居多；其后多为中篇，时有长篇；而超长篇可谓绝无仅有。当然这只是就现存试策文本而言的。大抵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体量上既有一般常态，也有“出格”特例，其伸缩空间相当大。常态反映其有一定的体量规范；特例则意味其体量规范并不十分强硬。 相对说来，后期(一道制)制举试策文的形式体制更加完整，因而更具典型性，兹以元和元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问文及白居易的相应对策文为例(简称例文一)，结合白氏《策林》所拟之《策头》《策项》《策尾》(简称例文二)(例文一之策问文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小注云：“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2483页；其对策文为白居易所作，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注云：“策目见四百八十七卷，与元稹同”。第2490-2495页。例文二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二《策林》，第3436-3441页。两个例文应全文引录才方便讨论，但受篇幅所限，兹从简，下引不注)，并参考其他相关材料，对其形式结构作稍细分析。白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馀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1]可知《策林》原系白氏与元稹为准备应试制举而作，其用时之久、用力之勤与用心之专精，当是“揣摩”了当时制举试策的各方面要求之结果。二人一举登科，则证明其“揣摩”之高效，亦即其拟作与官方要求之切合，堪称“典范”。然则《策林》的典范性，既属白、元之共识，亦必有相应的官方规范和社会基础，在当时应属常规，由此可推知其时官方试策形式体制之大概。 唐代制举试策属“一问多对”(或曰“多对—问”)体制：“问方”(考官)以同样问题(同一试卷)要求多个“对方”(考生)来回答，即不同的考生所回答的问题相同。如例文一所属的这次试策，《登科记考》载其及第者十六人[2]586-587，其实际参与试策者当不止此数。这种试策体制便决定了试策文本的整体形式：一篇完整的试策文是策问文及其相应对策文的统一体，而一次(科/场)试策则有多篇这样的统一体，皆由同一个策问文作者(问方)分别与不同的对策文作者(对方)“合作”完成；单篇统一体可称“个体”，多篇统一体则组成“群体”；个体之间比孪生兄弟姊妹还要“酷似”：不仅形神相近，而且“面目”(策问部分)全同。所以当我们面对一篇策问文或对策文时，应意识到它是某一个体的上半或下半；当我们面对一篇试策文个体时，则应意识到它是群体中的一个。同一个体的上半与下半、同一群体内的个体之间，既有关联性又有特定性。 从文本的形式结构上看，首先是“标题”。唐代制举试策是否有标题，还是一个尚待考定的问题。虽然文献有“策题”之说，但与一般所谓“标题”意指有别。《困学纪闻》云：“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阎若璩注云：“按：《蒋之奇传》：英宗时，举贤良方正，及对策，失书问目，报罢。则谓庆历后云云者恐误。”[3]可知所谓“策题”、“题”、“问目”，皆属问题亦即策问，而今见唐人试策文本的标题疑系后来所加；但从考试的实际操作推测，“问—对”双方在写作时也有“标目”的必要和可能，尤其是在多个科目试策同时或同场举行的时候，这或许是今见唐代制举试策标题多为科目名称的主要原因吧。然则这些“标目”可能加于出卷、答卷之时，也可能加于阅卷、存档之时，也可能加于传阅、编集之时，不论哪种情况，本文暂且将其视为形式结构的一个部分。标题之下依次为策问文、对策文，先说对策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