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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社恋歌体裁的狂欢化 春社之俗中社圣与世俗并存的事实使参与者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常态的礼的规范性中暂时解脱出来，通过戏谑、反讽和打情骂俏在男女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这种不同于日常礼制神圣感的言说方式直接导致春社对歌中恋歌体裁的狂欢化。具体来说，这一倾向主要表现为戏谑、反讽和咒骂体歌谣的形式。 《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有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礼将人的原始冲动约束在社会理性造就的日常规范之内，形成男女交往方面强烈的心理抑制。而春社会男女、合独之举，恰如一个情绪和心理的减压阀，通过它将心理抑制加以解除或缓和。男女交往中的戏谑恰恰起到克服心理抑制和内部障碍这样的作用，由此使之成为一种产生快乐的机制。歌谣中的戏谑体正是这种感受的承载者。从内在机理上说，戏谑体歌谣使春社会男女的粗鄙、庸俗及谩骂的倾向被审美所控制。(22)戏谑式的体裁如《郑风》之《山有扶苏》(23)：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诗二章，章首二句表明男女幽会所在之地在“山”在“隰”。“子都”、“子充”均指美男子，“狂且”即狂人，“狡童”指狡猾之人。这是女子在幽会时戏骂男子的话。这种带有诙谐效果的戏谑语结构，是春社幽会之中女子对男子半嗔半怪、既喜又怒的双重心理在话语方式上的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特定人际情境下，“自由产生诙谐，诙谐产生自由”。(24)正是春社会男女的暂时性自由，激发出了对歌中的诙谐。而从歌谣的技巧来说，诙谐又是通过子都、子充与狂且、狡童的有意对比产生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诙谐“是在某些方面相对的观念武断的联系和连结，通常是以口头上的词语连结为手段”。(25)诙谐之所以成为诙谐的特征及其引起这种效果的力量取决于将两种反差很大的人物口头上联系在一起的话语结构，而造成这种话语结构的原因则是春社男女欢会时短暂的对日常之礼逃逸所导致的自由。在这里，话语结构和歌谣的体裁决定于特定语境下特定内容的表达。 这种情形在《溱洧》、《狡童》、《褰裳》、《野有蔓草》等诗中也很典型。崔述《读风偶识》指出上揭诸诗“明明男女媟洽之词”，可谓有识者之言。 《郑风·溱洧》描写春社之时士女相会的情形说：“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这种短暂的自由中的相谑，还以嘲弄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形成反讽和滑稽的效果。这类歌谣如《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歌斥责“狡童”，知为女子所唱。“不能餐”、“不能息”对举，均指性欲不能满足。(26)《山有扶苏》郑《笺》云：“狡童有貌而无实。”可谓切中诗意。女子因不能遂愿而嘲讽男子中看不中用，显得大胆泼辣。又如《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此诗中受斥责的是爽约失信的“狂童”。马瑞辰云：“《晋语》：‘僮昏不可使谋。’僮、童古字通。《易》《释文》引《广雅》‘童，痴也’，《贾子·道术篇》‘反慧为童’，晋胥童字之昧，皆童为昏昧之义。”(27)女子涉溱涉洧，候人不来，内心急切，讥男子为昏昧不解风情之人，“岂无他人”则是其嗔怒的表现。又《子衿》亦为此类，诗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前人以诗言“子衿”，故以为咏学子之诗。实际未章云“挑达”，《毛传》：“往来相见貌。”《笺》云：“国乱，人废学业，但好登高，见于城阙，以候望为乐。”明为女子候人之作。“纵我不往，子宁不来？”与《狡童》“岂无他士”同意。通观上举诸诗，内容皆为女子欲会男子而不得，情急之下，嘲讽讥笑对方。这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如果不是发生在春社期间，是很难理解的。同时，这类恋歌特殊的言情方式所导致的体裁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是春社之俗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