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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礼的颠覆：仲春民社的狂欢化特征 上古原始婚恋习俗绵延至春秋时代，集中体现在以春社为核心的节日性活动之中，主要表现为仲春之月会男女、祭高媒、游观等仪式内容。这些内容究其本质而言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春社内容的原始性。在春社期间“会男女”、“男女相属而观”、尸女这种产生于前文明时代的习俗，基于一种巫术的交感心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在这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季节里“会男女”，人的行为完全融入到自然的生命节奏当中，成为大自然万物长育繁衍之交响乐章的一个和弦。《礼记·礼运》“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还隐约暗示着上述心理。在这曲交响合奏的乐章之中，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完全被解除，生命的充满野性的活力表现无余，一切呈现出狂欢的特征。 在礼的规定性之内，人们的婚恋行为被社会理性所规范和压抑，但狂欢精神作为一种潜意识仍然存在，在日常生活形态下以狂欢化的节庆活动等形式曲折地显现出来。《周礼·地官·媒氏》载： 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表面上看起来，以官方媒氏而掌其职，“令会男女”似乎也是官方行为，但原始的借交合行春祈的巫术心理依然存在。围绕着社祭的“会男女”群体性仪式表演及“奔者不禁”的现实构成了春社活动的表层结构，其深层则是狂欢感受的节日化，也即“以礼导俗”。狂欢产生于前文明时代，之后经历了本然的狂欢生活到狂欢节再到狂欢化的演变过程。《礼记·月令》、《周礼·地官·媒氏》所载即是原始婚恋习俗经由礼的调适“合礼化”的结果。由原始婚恋习俗发展至此，“会男女”等婚恋生活在本质上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 其次，是春社之俗对礼的颠覆性。春秋时期春夏之交的民社活动既是对三代以来上层社会的社祭礼仪的世俗化，同时也是对当时上层社会社祭的颠覆。鲁庄公二十三年如齐观社，曹刿之谏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捃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 这里曹刿以周礼为准则来评价齐社是“弃太公之法”，因而是对周礼的否定。晁福林先生认为从中至少可以看出齐社与传统之社相比具有三个区别：一是社祭已经不单纯是对社神的祈祷，还是民从相聚的节日；二是齐社在时间上不同于传统社祭；三是齐社一改传统社祭而成为全民性的活动(“今齐社往而观旅，非先王之训”)。⑧《墨子·明鬼篇》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可见这种民社活动在春秋时期不仅限于齐，而是各地区的普遍习俗。 另外，从《谷梁传》对鲁庄公如齐观社的真正目的——“尸女”——的揭示来看，“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月令》)中的具体活动也是对传统“以媒相交”、“以礼相合”的婚恋观念的彻底颠覆。 再次，是春社之俗的娱乐性。传统的社祭即伴随着歌舞娱乐的内容，《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地官·鼓人》：“以灵鼓鼓社祭。”《舞师》：“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前文也曾指出社祭歌《大夏》，也属此类。另外，清代礼学家秦惠田认为，西周春、秋两季的籍田礼仪祭社歌是《周颂》中的《载芟》、《良耜》。⑨可见祭社用歌舞娱乐神人，由来已久。 到春秋时代，社分数等，⑩庶民社会的春社依然用歌舞，但其娱神之意渐失，而娱人之意加强。春秋时期的社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局限，成为民众聚会狂欢的一个场所，祭社已是民众欢聚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共同的心理观念，社祭也成为整合与沟通春秋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手段，作为高级贵族的鲁庄公于社观尸女，仲春之月的“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等，使被置于“我”和“非我”边缘人在社祭中找到归属感。更重要的是，社祭之时，“男女相属而观”(属，合也)，奔者不禁，被给予充分的交往的自由，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行群体性的集会，通宵达旦地歌舞。这就使春社具有了狂欢精神的意味。(11) 当然，春社之俗的原始性、颠覆性和娱乐性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为因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和西方的狂欢文化相比，春秋春社之俗在上述三个方面与之相通，但不具备西方狂欢文化的强烈的破坏性。这可能与春秋以前的文化传统注重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特点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