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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社之俗与春秋恋歌创作的狂欢诗学机制 以春社为核心的仲春之月的狂欢生活导致了春秋时期恋歌情诗的创作高潮，也影响到春秋恋歌的文体特征。《国风》的春秋恋歌，既是春社之俗的产物，同时又是狂欢生活的表征形式，其中浓缩了春社狂欢文化的内涵，呈现出狂欢化诗学倾向。 (一)春社歌俗对春秋恋歌创作动机的激励 春社活动对春秋恋歌创作动机的激励表现在社祭传统与春社活动的实际需要影响下产生的歌节、歌俗两个方面。 首先，三代传统背景下的社祭活动本身具有载歌载舞的特点。春秋时期春季的州社活动虽属以庶民为主体的活动，然而由州正等大夫一级的组织者发起，其活动在本质上虽然有对上层社会祭社礼仪及婚恋观念的颠覆与突破，但在仪式本身的载歌载舞方面，仍然受到传统社祭的影响。 为生产丰收而祈祷社神的社祭，是仪式歌会的最早成因。而伴随着社祭而进行的高禖祈子仪式使祈求丰产与子孙繁衍的行为合而为一，则强化了仪式歌会中的颂神之歌向情歌转变的可能性。清代礼学家秦惠田以为《周颂》之《载芟》、《良耜》为周代春季祭社之乐歌，从其文本来看，其核心内容不外“祈”、“报”二字。春秋末卫国的大祝子鱼曾说：“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境)，官之制也。”这说明传统祭社歌乐是主要指向神灵的，而《载芟》、《良耜》亦当为祝官之作。春秋以庶民为主体的春季社日之载歌载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其文本的指向性主要是人间社会和作为参与者的人自身。如《鄘风·桑中》写男女相会，其背景就是桑林之社：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的主旨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即桑林之社，“上宫”即社或高禖庙。这首诗是在举行桑林之社时产生的。诗中的“淇水”，《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引《郡国志》：“卫州苑城北十四里，沙丘台也，俗称妲己台，去二里，有一台，南临淇水，俗称上宫也。”实即“上宫”所在之地。由此例可见，春秋卫地春社——桑林之会——中作为习俗载体的诗歌，其素材虽仍为社祭，然而由于主体的变化，其指向已由神灵为主转为以参与者为主。 其次，春社对诗歌产生动机的激励主要体现在以“会男女”、“相属而观”为主的人际关系协调的实际需要之中。换言之，春社中的情歌产生于男女相互诱引、互传情愫或相互嬉戏的需要，(12)也即所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13)之歌。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郑风》中的《溱洧》《韩诗》。“《溱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说人”之说，颇得此诗产生机理。《汉书·地理志》云桑间濮上之地，“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并引此诗。颜师古注：“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亦说明《溱洧》一类情歌实由男女相会时“相悦”的实际需要而生。这种情形在《萚兮》(14)一诗中更为明显，诗云：“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倡”，即唱，“和”，即相和而歌，女子带头唱，并邀请男子跟着应和。这是春社对歌之俗产生动机的最好说明。 此外，春社会男女习俗促成歌会歌俗的事实还可以由恋歌的别名——“风”、“谣”的内涵得到证实。陆侃如指出：“风”就是“男女赠答”之歌，“《尚书·费誓》‘马牛其风’及《左传》‘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字，普通均训作‘放’字，《广雅》及《释名》亦然。惟服虔注‘牝牡相诱谓之风’一句颇可注意。‘放’字本可训为‘纵’(《吕览·审分》注)，又可训为‘荡’(《汉艺文志》注)。江南方言，男女野合，恐人撞见，倩人守卫，谓之‘望风’，与情敌竞争，谓之‘争风’，亦可助证。故‘风’的起源大约是男女赠答之歌。”(15)朱光潜也认为：“依达尔文说，诗歌的原始功用全在引诱异性。鸟兽的声音都以雄类的为最雄壮和谐，它们的羽毛颜色也以雄类的最为鲜明华丽。诗歌和羽毛都同样地是‘性的特征’。在人类也是如此，所以诗歌大部分都是表现性欲的。《国风》大部分是言情之作，已为世人公认。”(16)陈梦家认为，“谣”和“风”一样，也起源于“男女相和相诱”。叶舒宪全面归纳类似观点后认为，这是“理解风诗本源的一条重要线索”。(17)客观地讲，此说不一定能概括所有风谣的起源，但对春社恋歌的起源来说是很有道理的。 春社之俗中的会男女、游观等促成了歌会对歌，那么此种节日的原始性、颠覆性和娱乐性也必然会对春秋恋歌的文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