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颜氏是孔子母家，除颜回父子外，尚有多人从孔子游。《庄子》中的颜氏人物，可能正是依靠这个背景而创作。子游、不疑的身份不能下结论，但颜阖在书中明确为鲁国颜氏，他的故事也与颜回有重合(12)。颜回、颜阖在《庄子》中的形象对儒家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颜阖崇尚养生，《列御寇》中直接对鲁哀公批判孔子；而颜回在《大宗师》中的“坐忘”，不仅逐步忘却儒家立身之本“仁义”和“礼乐”，甚至孔子反而请从颜回之后，这在尊崇的同时也是一种解构。“颜氏之学”在先秦思想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以致《庄子》如此借重颜氏的形象，《庄子》的这些寓言无疑拓宽了我们的思考背景。 另一个与思想史有关的家族，是宋国的华氏。《庄子》中最常见的宋国君主为宋元君，注者普遍以为即宋元公。元公与公族华氏的积年斗争，具载于《左传》。《庄子·则阳》有思想家华子，可能便出自华氏；《让王》中又有子华子，与华子同样倡导贵己重生，有可能为一人(13)。华子的思想颇类杨朱，杨朱思想如何作用于庄子，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庄子本是宋人，华子长期家族政治斗争的背景，与宋地的文化影响，或许可以填补这一缺环(14)。 三、《庄子》中的重名现象 古人取名有一定的规则，也存在某种类型上的偏好。这类规则见于史籍者有《左传·桓公六年》申  所言“五法六忌”：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15) 对比实际应用，“五法六忌”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但它仍然表现出相当理性的取名观念。至于非理性的取名规则，目前我们从出土文献中能够窥见一些线索：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亡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盗者》，两篇日书以生肖配干支，推测盗贼的相貌、处所和名字必与该日所配生肖有关。《日书》能对人名做出这样肯定的推测，前提只能是当时存在按干支固定取名的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取名有专书，很可能按日编排(16)。 方术之外，吉语、俗语、风俗、道德观念、社会现象都会影响取名的偏好。这样导致古人重名现象屡见篇籍。梁元帝撰有《古今同姓名录》一卷，今存《永乐大典》辑本两卷。这类著述还有明余寅所撰《同姓名录》十二卷及周应宾《录补》一卷(17)。这些研究虽然孤立零散，但至少可备训诂之用。《庄子》中有数百人名，下表2收录了一些笔者个人目前所见到的重名，希望将来能够加以补充：  以上人名中，肩吾在《庄子》中出现4次，3次在内篇，一次在“述庄派”的《田子方》篇。其中《大宗师》论道，有“肩吾得之，以处太山”之语，《释文》云：“司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时”，成玄英疏云：“得道，处东岳，为太山之神。”但《田子方》的肩吾问道于孙叔敖，地位和修养看上去都低于作为贤人的后者，成疏云：“肩吾，楚之隐者也。”《逍遥游》和《应帝王》中的肩吾地位也不高，是人是神难以分辨。或许到了较晚的《田子方》，这里的肩吾已经是以神灵肩吾取名的楚人，南朝庾肩吾只是从其后而已。 说句题外话，六朝似乎广泛存在以传说人物或神怪取名的风气。除庾肩吾外，六朝名人尚有东晋习凿齿，典出《山海经·海外南经》；谢灵运有堂弟名惠连，而陆终六子之参胡，《世本》云名惠连；东晋重臣殷仲堪，也可能取名于传说中高辛氏“八元”之仲堪。这一时期以释、道二教为名者，同样为数不少(22)。 让我们回到上表，其中被衣是传说中的上古隐者，石被裳作为占卜的贞人，可能以传说为名。《高士传》中有披裘公，又有林类“被裘拾遗穗于故畦”(23)，“披衣”的动作，在神话中可能是世外高人闲散生活的象征。庆忌本是涸泽之精，属于妖祥鬼物之类，王子庆忌和公子庆忌的取名，有可能出于对神怪的仰慕(24)，也有可能如《日书》一般从日值神灵得来。离朱作为人名，可能取自神鸟传说，但不排除明目之人的传说与神鸟同源。“瞀人”或“无人”可以解作昏瞀之人，即愚人，取自谦之意，在《庄子》中又引申为“无己”、“恍惚”一类道家观念(25)。“无择”、“无畏”、“宜僚”，是当时道德观念的反映。“反”与“侧”是当时常见的名、字同义。“御寇”，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