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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风：自立于唐宋之外 传统诗学观将清诗略分统绪，无非宗唐、宗宋，或唐宋兼宗三派，宗唐者多诗人之诗，宗宋者多学人之风，唐宋兼宗者则合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于一身。若以此观之，全谢山之诗学门径如何?将谢山诗放到清代诗歌发展的总体格局下，当作怎样的评价? 关于全祖望诗歌的特点和成就，前人多三缄其口，这是比较奇怪的。就连其古文，在清代文坛自足称大家，但生前亦未得到公正评价，杭世骏仅在《词科掌录》之“余话”中载其拟作之赋而已。个中原因，在其门生董秉纯的《答范莪亭书》中透出一些消息： 憎兹多口，惟士为然。谢山生前，誉之者常不及毁之者之半，同乡尤甚。夫毁之者，岂真有所刻薄于斯人哉?人各是其所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谢山之应求，原不易与之同，既自是其所是，则出乎其所是者，焉得不非之、笑之，甚且至于詈骂也。近则潦水将尽，寒潭可清矣。(47) 这种“誉之者常不及毁之者之半”的情况，乃为古代许多性情狂简伉直者的共同遭遇。誉随谤生，荣辱参半，是耿狷勇义者足可庆幸的偶然；英雄扼腕，泣血宵吟，则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必然。就谢山而言，这显然与他是非峻厉、善恶不掩、不能容物的个性有关，与他独立于时风众势之外的史学评价有关。他那种勇于义而从不苟且的行止与精神能够得到后来具有“理解之同情”者的喝彩，但在历史现场，这种喝彩声相当稀落。可以说，谢山是站在一片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叠加的巨大的阴森树荫下，这片树荫遮蔽了他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世人对他诗歌作品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杭世骏在谢山易箦后所作的《全谢山鲒埼亭集序》不可不提。全文开头有一段颇具赞誉色彩的话：“谢山全氏，有其乡先辈浚仪、慈溪两先生之学，而才足以振其滞，口能道其胸之所记，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笼穿穴，揉杂万有，其勿可及也已。”然而接着文笔一转发为议论：“仆窃闻之：德产之致也精微，礼之内心也；德发扬，诩万物，其外心也。德胜文，厚积而薄发；文胜德，侈言无验，华言而不实，多言而躁。之数者之过，谢山微之，谢山其知惕矣乎!”其下更有“高一世之才而不闻道”，“于五行为妖，于文词为罪”云云(48)。全文写得“若誉若嘲，莫解所谓”(49)，字里行间的怨怼之气、非议之言曾引起谢山弟子哗然，引出多少笔墨官司。 全、杭二人曾有三十年交谊而最后凶终隙末，不免令人叹息。从道光年间始即有人著文，为谢山鸣不平。现当代学者蒋天枢、谢国桢、柴德赓等先生也都参与讨论，研究谢山受诋毁的原因，意见颇为交错(50)。理清这笔旧账实在不易，但基本的看法是，此《集序》包含了私怨，诚不能作为对谢山的定评，亦不宜作为对其创作的一般看法。相比较而言，近人李慈铭的相关评语值得一提： 先生诗为余事，而当日与杭堇浦、厉樊榭、赵谷林、意林、马嶰谷等唱和极多，颇以此得名，亦颇以此自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五七言律颇有老成之作。(51) 此论之出，离当年谢山与同时代人的恩怨缭绕已远，大体回归到诗学本体上来讨论了，故较为公允。观谢山全部诗歌，的确五七言律音韵合节，意象沉博，大含细入，佳作络绎，在各体中无疑可称上品，如为纪念周顺昌(蓼州)的《周忠介公墨城诗，为沈宝研作》：“此研犹余碧血痕，蓼州手泽重瑶琨。虎疁地脉纷纵横，胥浦潮声共吐吞。党部已随城社化，墨池胜有水云存。风流更忆寒山叟，一卷长笺应细论”(52)，笔力沉雄，意境悲凉，置于清代咏史诗中亦当为“老成之作”，李慈铭可谓有识。但在谢山诗宗尚问题上称“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则未切肯綮。客观来说，谢山诗学之宗尚相当自立，并不拜于前代一家门下，尤其与山谷诗并不相近，不宜将其归到江西一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