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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乃“人心自然之乐” 元代儒宗吴澄论诗，既主师古，也主师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学术上主融会朱陆，为学既重尊德行，又重道问学；另一方面，在元代不少论者看来，师心、师古不可偏废，师心并不必然排斥师古，反之亦然。吴澄也是如此。上文介绍了他通达的师古论，而他的师心论则更加精彩。 前人说，“言为心声”，其说见于汉代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67)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如元好问就有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68)吴澄从其哲学本心论出发，也从理学家心性修养的理论出发，坚信言为心声，伪言不能欺人： 夫言，心声也。故知言者观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伪之言，险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贪恋也而言闲适，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观其易、澹、闲适之言，而洞照其险、躁、贪恋之心，则人不可欺也，而言岂可伪哉!纯乎一真心声，自然无雕琢之迹，盖非学词章者可到，必其中有所见有所养而后能也。(69) 人之言语应是“纯乎一真心声”，诗则是“人心自然之乐也”，这是他在谈到《诗经·国风》时说的话：“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70)在吴澄看来，这些出自田夫闺妇之口的“人心自然之乐”，非后世士大夫殚精竭思、字锻句炼所可及，“十五国风，有田夫闺妇之辞，而后世文士不能及者”(71)，所以受到他的特别喜爱和推崇。元初宋遗民何梦桂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吴澄对这类作品的喜爱之情：“余每爱牧歌樵唱之出于人心自然之韵。晞阳出没，烟雨阴晴，时听欵乃之发于柳边竹外者，声若出金石。是岂世间宫商之所能宣、丹青之所能绘哉?”(72)“人心自然之韵”就是“人心自然之乐”。 吴澄以心学思维讨论诗学问题，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创造。 首先，他以其“内外合一之学”(73)，探讨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也即内外关系，提出“诗境诗物变，眼识心识变，诗与之俱变也”(74)。诗的内容形式、情志意趣等等，其形成与变化，导源于“境”与“物”，“境”与“物”的变化通过“眼识”引起“心识”之变，从而最终导致诗之变，他认为这是“因外而有得于内”(75)。无须细说，其论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其次，他还响亮地提出“诗而我”(76)，高扬诗学的个性精神。要实现“诗而我”的追求，达到“诗而我”的境界，当然就必须师心，要“心与境融，物我俱泯，是为真诗境界”(77)，只有达到物我浑融的境界，“物”才能是“我”。“我”中有“物”，师心才不至于走向虚空。他讲： 诗不似诗，非诗也。诗而似诗，诗也，而非我也。诗而诗已难，诗而我尤难。奚其难?盖不可以强至也。学诗如学仙，时至气自化。(78) “我”在这里是一个重要概念，重“我”便是师心，要求诗文因“时”而不拟“古”：“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79)如此则“天时物态，世事人情，千变万化，无一或同。感触成诗，所谓自然之籁”(80)。 元代持师心论的诗论家尚多。如许有壬明确以“人心所得”论诗(81)。他认为，诗只能以“人心所得”论，诗之优劣与风貌，都由“心之所得”决定。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首先排除以“难易”论诗：“诗难乎?鄙人女子，率尔成章；诗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刿胃，白首不能已。率尔成者，后世无以尚；雕心刿胃而论者，千疮百孔。”(82)《诗经》中的风诗，很多是“鄙人女子，率尔成章”，但千百年来奉为经典。“文人才子，雕心刿胃”，殚精绝思，反倒难追其项背，可见诗不在功夫，不在学问。又排除以“古今”论诗：“诗有时乎?唐虞赓歌后有《三百篇》，《三百篇》后有《骚》，《骚》之后有汉魏，有盛唐。”(83)各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诗，都有堪称楷模的优秀诗作。所以，诗之优劣，不可以时代论。再排除以“地”论诗：“诗有地乎?谱江西者虽曰‘人不皆江西，诗皆江西。’四洪、徐、谢诗，果皆江西乎?谓形异味同，味果皆同乎?”(84)宋人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85)但许有壬却认为，江西诗派中的“四洪”(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徐(徐俯)、谢(谢逸、谢薖)都是江西人，但他们诗的风味其实并不同。故诗不可以地域论。许有壬自己的结论是： 由是言之，谓之难不可，谓之易亦不可；论以时不可，论以地亦不可。顾人心所得何如耳。(86) 好诗是那些“脱略难易，不局时地，而得于心者”(87)。这是很有见地的。元代其他诗论家的一些精彩言论，如刘将孙所谓“诗不为某家某体，虽社友讲习，各随性所近；情景尽兴，已极刷洗，楚楚如清风之泛春服”(88)。杨维桢所谓“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89)。袁桷所说“至境合心会，酾然百谷之泉，必达于众流”(90)。这些都是师心之论。元代诗学“师心”之论是很普遍的，不过不一定打出“师心”的旗号。 大约在元末，师心之风盛行，引起一些学者和文人的不满。如宋濂就说：“近来学者类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辄阔视前古为无物，且扬言曰：‘曹刘、李杜、苏黄诸作虽佳，不必师。吾即师，师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可胜叹哉!可胜叹哉!”(91)刘基也批评当时“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92)。这可看做明代师古、师心之争的先声。 元代的诗学师古论是通达的，多主张师古而不泥古，其中“吾自为古”等等观点，都是大胆且有价值的。元代诗学师心之论很普遍，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更可贵的是，元代诗论家多通达古今，他们不把古今对立起来，而是以通变的观念看待古今。明人或主师古或主师心，各执一端，或倡复古或反复古，各极其至，其病即元人所反对的“执一废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