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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者合乎“古” 《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之高标，在儒家主导性诗论中，这一高标是后世莫能企及的。以古为尚的论者，当然认为诗之古无过于《诗经》。但《诗经》何以为高标?何以古?元代诗论家企图从更本质上认识这一问题：其所以为高标，不在于时代之古，也不在于为圣人之经，而在于情真而自然。宋元之际学宗朱熹的儒者程端礼就作此论。 程端礼论诗论文，都极端崇古，在他看来，诗体愈变愈下，随世而衰，他甚至有“诗至七言而衰，律而坏，词而绝”的惊人之论，说：“愚尝究其末流之弊，以为《诗》一变而为《骚》，再变而为五言，五言变七言，其后又变而为律，琢而为词。”⑦孤立地看这些言论，我们可以斥之为极端怪论，难以接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说：“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⑧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他如此立论的理论前提，看法就会改变。他说： 古《诗三百》，岂皆圣贤之笔哉?庸夫匹妇之辞，往往杂出乎其间，然更千百年莫有过焉者，岂非以其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哉?夫古人之心，易直而质确，故其形于言也，简淡而和平，忠厚而虑深。故其寓夫意也，婉娩而悠长，不求其工而发乎情之不得已。是以命辞，不劳而自成，不思而自得。俞 “古”之根源在于“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在于“不求其工而发乎情之不得已”，本乎情，近自然，“不劳而自成，不思而自得”，非着意为诗而诗自成。与之相对的是“后世之诗”，其弊病就是无关乎情又非发乎自然：“辞非不工也，旨非不深也，趣非不远也，率不过剽窃陈言，缀缉绮语，以夸一时而觊后誉……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既不见诗人之情，又大失自然之趣，结果是适得其反，“愈工而愈无诗”⑩。如此，我们对其诗论的理论价值，和他反宋末诗弊的出发点，都是应该肯定的。很容易理解，今人之诗，能“本乎情而得其自然之妙”，即今之古诗，而不必古人之诗始为“古”。 诗以情真自然为“古”，模拟非古。模拟之作，愈求其似，将愈不似。据程端礼自己说，这是从他少年学诗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他说：“余少嗜学诗，不得法。或曰：‘当如优孟学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皆叔敖可也。’”他照此努力，“取名家诗，昼夜读之，句拟字摹以求其似”，果然写出了可以乱真的作品，但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古人一家，篇句声韵风度，老少自不能似。谢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历、元和诸家，各不相似。今愈求其似，将愈不似。纵悉似焉，还之古人，则子无诗矣，能名家乎?”(11)他才醒悟，认识到多年来用错了功夫。“愈求其似，将愈不似”，形愈似而精神愈不似，离古代优秀诗歌的真精神愈远。而要学古，就应该学习古人诗歌发自真情、出自自然的精神，如此才合“古”。 (二)“能言无古今”与“不二古今” 如上文所言，元人所谓“古”，不以时代论。这可从多个方面去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无论古今，凡有古意，得古诗之正者为“古”。明代复古论者曾有明确的“古”、“今”时代断限，如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12)。而元人则认为诗体随时代而变易，古与今是相对的。“外物有鼎革，能言无古今”。或者说，在南宋末年诗学大弊之前都属古，属于不同的古，各体诗、各家诗“均为大巧之一巧”(13)。还有人从更高的思想层次上认识这一问题，以为能以天地之心为心，便可“不二于古今”(14)。 研究诗学史的人一般认为，宋元之际的诗论家方回，是江西诗学的后劲。在方回影响下，元初或说元代前期，江西诗学还有相当影响。但此时的所谓江西诗学，与黄庭坚等前辈大老，与南宋后期江西末流，都不相同。元人批宋诗，批其剽窃模拟。元代诗坛的模拟之病，是宋代诗弊的遗留，其中特别是江西诗派影响所致。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说：在唐诗的成就面前，宋代诗人“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15)。而江西诗派的理论，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在有些人看来，都不过是剽窃、模拟的巧妙说法。如金人王若虚就直斥之，以为不过“特剽窃之黠者耳”，他还批评黄庭坚诗：“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16)方回则力矫其弊，他批评当时学诗者缺乏上下千古之通识：“学诗者不于三千年间上泝下沿，穷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之所偏，非区区所敢知也。”(17)又说：“诗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备众体。老杜诗中有曹、刘，有陶、谢，有颜、鲍，于沈、宋体中沿而下之。”(18)向前代一切优秀的诗歌学习而不泥古，才可能备众体、成一家，所以他鲜明地提出“能言无古今”(19)。他认为，北宋以前诗歌发展的主脉已有定论，故特别对南宋诗作了说明。尤、杨、范、陆，再加上萧德藻(号千岩)，为南宋代表诗人，方回此论也已为后世文学史普遍接受。此外，方回还肯定了韩元吉、韩琥父子(南涧、涧泉)和赵蕃(章泉)。当然，他认为南宋尤、杨、范、陆、萧与前代诗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但都可入历代诗歌发展的正脉正派。不合正脉正派的，只有南宋末年学晚唐的“四灵”、江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