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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与“吾自为古” 元代诗论家有这样的充分自信：“今何必不如古?”(33)这样的自信是建立在善学古前提之下的，他们认为，如果善学古，学而能变化，能“吾自为古”(34)，则不仅能超乎“今”，而且不必不如“古”。其代表论者，有江西庐陵的刘诜等。 在南北两宋的历史上，江西一直是学术和诗学的一大中心。元代承宋之后，这一优势依然延续。元代大儒江西人吴澄，常以江西之学为骄傲。他曾谈到元代诗歌的地域分布，说：“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35)这所谓江西之“以郡别”，即江西一地各郡又有其独特诗风与代表诗人。这其中主要是庐陵和抚州，各自形成一个中心：庐陵承欧阳守道之学，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主，包括赵文、刘诜等重要诗人和诗论家；抚州则在吴澄影响下，以其弟子虞集为主，包括揭傒斯等人(虞集为抚州崇仁人，揭傒斯为紧邻崇仁的龙兴富州人)。这两个学术与诗学中心，并立且相抗衡，学术主张与诗风追求也由差异而分歧。 抚州与庐陵的差异或矛盾发生在元代中期。其时以虞集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以及欧阳玄等，适应社会变化，提倡平易正大文风，诗歌则主“至清至和”(36)，以期改变元初以来的慷慨激烈和奇崛之风。为了扭转风气，他们对元初以来的奇崛之风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这引起了庐陵论者的不满。到顺帝元统时，揭傒斯迁集贤直学士，成为影响文风的关键人物之一。庐陵学者和诗人刘诜，给揭傒斯写了一封长信，对当时诗文风气提出批评，并充分阐发了自己对“学古”的看法。文章首先从为什么学古，即学古所要达到的目的立论：“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37)这一目的无疑是正确的。引起他不满的是：“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38)从元统(1333—1335)上推二十年，正是虞集等人成为文坛宗主的延祐时期(延祐元年[1314])。其批评的针对性，是很清楚的。他正面提出自己的学古主张，说： 盖士非学古则不能以超于今，而今亦何必不如古?使吾自能为古，则吾又后日之古也。若同然而学为一体，不能变化以自为古，恐学古而不离于今也……诗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文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此善学者也。学古而能使人不知其学古，则吾自为古矣。(39)前代诗文大家树立了如何学古的榜样：“李、杜、王、韦，并世竞美，各有途辙；孟、荀氏，韩、柳氏，欧、苏氏，千载相师，卒各立门户。曾出于欧门而不用欧，苏氏虽父子亦各务于己出。”(40) 刘诜之所以举出前代大家为“善学古”的榜样，批评元中期以来之不“善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不善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即元代诗坛存在的模拟问题。元末杨维桢则对模拟之风加以抨击，他提出问题的角度，与上文所引程端礼之说一样：《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下层卑贱者之口，却远非后世士大夫所可及，原因何在?在于出乎自然；后世士大夫之作，出自模拟。其高下之别，正在于自然与模拟之间。他说： 古风人之诗，类出于闾夫鄙隶，非尽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传之后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则何也?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41)如果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概括为“古者自然”的话，那么杨维桢的目的还不在此，不在于如何认识古，而在于效法古之精神，写出无愧古人的诗歌，如此可概括为“自然为古”。所以他接下来说：“不以摹拟为诗，古诗不复作者，吾其无望于后乎?”(42) 元代的师古论不同于明人的复古论。元人的古今之论是通达的，师古是学习前代诗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传统，目标是师古而变，写出无愧于前人且力图超越前人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